简介:中西方审美意识形态理论进行比较和对话的基础在于,它们都根源于对文学艺术中审美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思考,都在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把使文学与意识形态拉开距离的希望寄托在审美上。同时,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这种研究范式随着现代性反思的进一步深入以及后现代冲击的加剧,都显示出局限性。西方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最新发展对于中国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应对当下的危机、规避文学本质论的局限性、实现范式转型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国自身的社会性质和文化现状决定了我们要在借鉴西方理论资源的同时,把批判的视角与建设的视角结合起来,找到一条发展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道路。
简介: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一直是当代中国社会冲突治理的指导思想。从历史上看,该学说在实践中有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反差极大的表现。本文致力于将这些表现统一起来解释,以探寻该学说在实践中发生变异的规律。本文认为,中国政治体系构造和运作的基本逻辑是人民政治逻辑。基于该逻辑,国家一方面享有极大的专断权力,另一方面对政治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这使国家对权力的行使具有显著的策略主义特征。两类矛盾学说在实践中表现出的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面相,虽然差异极大,但本质上都是人民政治逻辑在不同政治形势下的具体展现,即都是国家以人民政治逻辑赋予的专断权力为基础,再斟酌具体的政治形势予以策略性调整的结果。在当前,如果不注意反思和克服人民政治逻辑的固有局限,中国的社会冲突治理将难以走出革命复生革命的困境。
简介:儒家学说强调修身养心成为圣贤之路完全靠自己的努力达致目标,一切以人为本、从人心出发、以人的语录为课本、以人为学习楷模,没有拯救、赦罪、审判、终极盼望等教导。21世纪的中国文化面临挑战,致使中国历史与文化背上沉重的包袱,这种特别沉重而且紧急的文化危机感[1]是包括一切受华夏"文化之根"——儒释道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共同担心、忧虑与承担之情结所在。为了能够使给社会与文化带来负能量的儒家文化得到转化与更新,从而给社会与文化带来正能量的释放与推动;给失德的社会与文化带来正面的积极的道德价值的教育与引导,[2]中国基督徒应该勇敢地站起来,虽然深知与其"道不同",但存着敬畏上帝与"知本"[3]的心与其相谋,为儒家学说修为致圣思想把脉,分析其利弊得失,正如神学家余达心牧师呐喊的那样使之归于真自由、真理。[4]
简介:毛泽东一身而兼具理论家和实践家双重身份,因而其理论活动便不可避免的会具有理论旨趣与实践旨趣双重性质,同时,对于一种哲学来说,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这双重功能,由于理论与实践关联的复杂性,很可能会在二者之间会出现不一致性。因此之故,这两者之间的不一致性在兼具理论家和实践家双重身份的毛泽东那里,有着特别典型的体现。就当时以苏联教科书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一方面,这种决定论的理论体系由于其具有马克思所说的理论上的彻底性,能够有效的用于掌握群众,从而不可弃绝之,但另一方面,又由于这种决论的理论不仅从逻辑上使得改变世界的行动成为不可能之事,而且还由于其抽象性、僵硬性而往往导致实践或行动的失败,因而又必须予以严厉批判。但既然这两方面都为成功的政治实践之所所必须,则尽管两个方面难于兼容,但却必须使之并存。这似乎便是毛泽东具有两种哲学之缘由。推而广之,对于任何兼具理论家与实践家的人来说,如果他既要正确地行动,同时又要掌握群众去行动,则其若要成功,必定需要两种哲学,一种用于掌握群众,另一种则用于正确地行动。这样,这种两种哲学的视野便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去分析任何政治实践中的不同理论倾向及其间的张力问题。进而,对于一个行动着的理论家或者说对于一个需要理论指导和凝聚人心的政治集团来说,分别适应于正确行动和掌握群众的两种哲学的并存也表明,要想掌握群众,或许用一种理论上彻底的外来哲学理论便可,但要想成功地行动,或者说发展一种能够成功的行动的哲学,却必得借助于传统思维方式方有可能奏效。
简介:李退溪是朝鲜李朝的著名朱子学者,被称为“朝鲜的朱子”、“东方百世之士”。他是严正而系统地辨斥阳明学的第一个朱子学者,拉开了朝鲜时代阳明学辨斥史的序幕。本文首先分析《传习录论辩》中的“至善”论辩和“知行合一”论辩,检讨李退溪辨斥阳明学的具体内容。然后采用“庄敬本体”和“悦乐本体”的图式,说明李退溪排斥阳明学的原因。退溪认为,根据朱子学,可以实现他所想的为圣之学,故反对阳明违背朱子的格物说而建立“心即理”。尤其是,退溪以庄敬心体反对阳明的悦乐心体以为放荡,“类禅”。这样,阳明学被退溪学激烈批判,在韩国迟迟不振,几乎没有机会给韩国儒学添加悦乐本体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