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是我国的宪法原则,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根据我国法律的具体规定,被告人的辩护权从形式上可分为两部分,被告人自己的辩护和辩护人的辩护。被告人自己的辩护随侦查活动同时产生,辩护人的产生有两种途径:被告人的委托和人民法院的指定。这样规定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是大家公认的,无庸赘述。本文重点谈谈辩护人参加辩护的适当阶段问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辩护人在何阶段参加辩护为必须是当前法学界争论较为激烈的问题。主要有三种意见:有人坚持现行法律的规定,辩护人辩护只能从审判阶段开始;也有人主张应允许辩护人在侦查阶段参加辩护;还有人认为,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辩护人从起诉阶段起参加辩护比较合理。下面,笔者不怕见笑大方,提出浅见与各位专家学者商

简介：在“黄金大米”事件中，研究者严重侵害了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对此进行反思，中国相关立法存在研究者告知标准未确立，对未成年受试者缺乏特别保护及民事责任缺失等问题。对此应确立研究者之“理性受试者”告知标准；对未成年受试者采用“双重同意”模式；同时规定侵害受试者知情同意权的独立请求权，使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成为“有救济的真正的权利”。

简介：判决的权威与对判决的异议，两者看似如水火而不能兼容，但在司法实践中却是并存不悖的。少数法官的不同意见得以伴随多数法官所形成的法院意见一并对外宣布，乃是英美法系的产物，德、法等主要大陆法系国家早期对此制度均予以拒斥。二战后，大陆法系国家逐步转变传统的司法权威观念、开始采取一种在最高审级的法院有限适用“不同意见书”的制度模式。“不同意见书”制度具有彰显法院民主、强化法官说理、促进法律发展、抚慰败方心理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若干负面影响。因此一般仅限适用于疑难案件的裁判，且需要法官在自制美德的约束下才能达成功效。我国最高法院也存在引入”不同意见书”制度的空间。

简介：知情同意原则根植于自主价值,是个人信息保护之基石。在大数据时代,知情同意原则陷入困境之中,海量信息的批量处理、多方共享、目的不特定之频繁利用加大了有效同意获取的难度,同意作为个人信息处理正当性基础之地位受到质疑。生物资料库是管窥知情同意原则困境与解困之路的最佳范例,围绕使用库存样本是否需重新获得同意,存在特别同意与概括同意之争,各种折中改良方案继而被提出。革新而非放弃知情同意原则,是应对大数据挑战的应然立场。知情同意原则之重塑,应坚持以自主为核心价值,以保护与利用的平衡为理念,巧妙设计适应大数据需求的新型知情同意模式。应从整齐划一的同意向基于信息分类、场景化风险评估的分层同意转变,从一次性同意向持续的信息披露与动态同意转变,容许有条件的宽泛同意＋退出权模式。

简介：未成年人的隐私权与监护人的知情权并不总是处于冲突状态，而是和谐与冲突并存。未成年人作为独立的法律主体，客观上拥有个人隐私，并应该享有法律赋予的隐私权；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为了履行监护职责，有权在一定范围内了解未成年人的隐私，同时负有保护未成年人隐私、维护未成年人隐私权的责任。因此，对两者的法律规制需特别注意法律介入和干预的程度与力度。

简介：<正>近年来,正当防卫一直是法学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围绕正当防卫制度展开探索研究,无疑将会不断丰富我国的法学理论。但是,大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注意力至今仍然集中于正当防卫的“构成”、“条件”,特别是“限度”等实体要点上,对于具有密切联系,

简介：我国现行诉讼程序在总体框架上呈现结构分立而功能交汇的特征，立案程序在司法行政管理体系上独立于审判程序而在功能上与审判程序混为一体，在当下“大调解”模式下更与诉外解纷程序之间混沌不清。本文以区分司法的社会责任与职业责任为基础，强调立案程序在区分咨询性质的起诉与起诉意向明确的起诉时不同态度，同时确立了我国诉讼要件审查标准，即须有争议存在，且争议具有民事性（平等主体之间）和法律性，从而为转型时期的中国将非典型案件逐步转化为具有可诉性的案件提供可资参考的抽象标准。

简介：<正>作为新兴的知识型信息产业的广告业,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已显出其勃勃生机。1981年以来,全国广告业营业额以平均每年40％的幅度递增,1991年已达35.1亿元。据广告司的统计,截止1990年底,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广告经营单位已有11123家,从业人员131970人(《法制日报》1992年7月7日)。但同时,广告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特别是虚假广告的泛滥,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扰乱了国家经济秩序,而且成为广告业自身发展的严重障碍。故笔者拟就广告业发展中的障碍及排除法则作一粗浅分折。

简介：知情权是当代法治社会中的一项基础性人权，但现存法律制度对知情权却存在着规范供给严重缺乏、理论支撑相当乏力的重大缺陷。本文试图从法理学的视角对知情权的概念与范围、知情权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价值、知情权的特征和行使原则、方式、知情权的法律缺失与对策等系列问题进行系统探索，以期对知情权有一个全面和理性的认识。

简介：公诉策略是检察官经法律价值判断运用公诉权对犯罪嫌疑人追诉犯罪，为控制风险在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时，根据案件情况设计和采用的战略、战术。公诉策略为实现公诉权的价值追求提供解决办法，在公诉实务中意义重大。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引入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对公诉策略的选择和应用提出了新挑战也提供了新机遇，检察机关应积极应对，迎接挑战把握机遇，继承和发展公诉策略的优势，更好的完成刑事诉讼法打击犯罪的任务。

简介：<正>我国十年改革开放,经济上有了较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相应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为什么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屡见不鲜?是由于党风不正,或者新旧体制交替不可避免,还是干部素质差?笔者认为,重要原因是我国的法律和法律制度不够完善,法律监督又十分薄弱所致。一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并严格依法进行国家管理的一种形式。我国法律是经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具有国家强制力的属性和一体遵行的效力。现阶段,它的作用和目的,是以确

简介：在回应法律的认识论危机的过程中,法律科学逐渐从自然科学范式向社会科学范式转变。社会科学之所以能够进入司法裁判,很大程度上源于法官需要借助外部视角寻求法律问题的解答。社会科学对司法裁判的贡献可以表现为三个方面：在常规情形下,社会科学可以用于证明裁判性事实;在非常规情况下,社会科学可以为改变法律现状提供与立法性事实相关的信息;作为一种混合用法,社会科学还可以作为社会框架的证据,通过提供与社会语境相关的信息,影响案件的后果权衡。然而,社会科学判断仅仅只是法律分析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法官在运用社会科学的过程中始终拥有相当大的裁量权,司法中的社会科学判断不能忽视法学思维的前置性。与此同时,为了保证社会科学的司法适用建立在理性基础上,需要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法官通力合作,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应该努力生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法官除了学习教义学知识之外,更应该自觉了解社会科学方法论。

简介：目前我国减刑标准的建构与其功能定位之间尚存在不契合之处，减刑标准的制定仍以矫正罪犯为主要内容，未将犯罪预防和罪犯的再社会化纳入核心考量，导致罪犯改造效果欠佳，减刑工作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因此，研究减刑制度的功能定位，并据此建立减刑考察的标准体系，乃是现代刑罚理念下减刑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目前形势下我国减刑制度变革的突破点。

简介：社会和学术界普遍期待以法律手段解决年龄歧视，但这一主张存在众多M题。年龄歧视的性质与其说是身份性歧视，不如说是市场中的信息筛选规则。从平等保护的角度看，生命周期理论提示我们，老龄人并没有受到不公平对待，因为公平必须以整个生命周期而非某个年龄片段进行比较。同时，老龄人作为一个整体也并非就业市场上的弱势群体。从手段目的合理性的角度看，以法律手段反对年龄歧视可能只会对少部分老龄精英具有正面作用，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某些老龄人来说，反而可能具有负面作用。我国目前不应当将年龄歧视纳入法律反歧视的范围。

简介：试论单位临护人的赔偿责任曾萌芽由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智力或精神状态存在缺陷，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对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其行为往往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可能造成对社会的危害，因此我国民法通则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规定了设立保护人...

简介：2007年新年伊始，有59部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开始与我们同行。同时，让笔者关注的还有，广州律师周玉忠就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同命不同价”司法解释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上书。

简介：公民对胎儿性别的知情权，属于人权的内容之一，应该得到保护。虽然因其法律界限的存在，我国现阶段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公民对胎儿性别的知情权确实具有合理性，但我国要想在这一问题上的作法能与国际社会的人权主导思想合拍，还必须从多方面努力，使其最终突破其法律界限。

简介：洋县人大常委会对拟任命的新一届县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一把手”、县人大常委会部分工作机构负责人共24人进行了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牟如虎，副主任冯长青、陈学锋、贾秋彦巡视考场。

简介：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可能接触的证据包括侦查机关已经收集的证据和侦查机关未收集而仍由当事人掌握的证据。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和司法现状中，律师是不可能毁灭这些证据的。辩护人毁灭证据罪，是某些人基于对律师的不信任而臆想出来的罪名。

简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法治国家一项重要的证据法原则，这一法则体现了诉讼文明，程序公正等若干法律价值。但由于该规则排除了有证明价值的相关证据，因此伴随着高昂的成本。排除非法证据需要对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进行必要的权衡。我国应建立绝对排除非法供述证据与权衡排除其他非法证据的原则。在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同时。必须设立切实可行的排除程序来解决有关排除中的各种问题。同时设立如庭前证据展示制度等若干配套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