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对中国检察制度研究，在持客观态度的同时，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同样重要。因此，笔者从历史角度对目前中国检察制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梳理．中国检察制度历史渊源主要有古代御史制度、苏联检察制度和西方检察制度，对历史渊源追行客观评价对检察制度改革至关重要。在改革中，司法理念与制度建设具有互动性，二者既可能相互取利又可能产生冲突，只有以史为鉴，妥善处理这些问题，才能保证检察制度改革稳步推进。

简介：引子：杨乃武案始末杨乃武案肇始于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叙说该案，我们不能不从葛毕氏（小白菜）说起。葛毕氏，原名毕生姑，因其容貌姣好，当地传说她喜着上白下绿的服饰而被称为“小白菜”。毕生姑自幼丧父，八岁时，其母王氏再嫁余杭县城喻敬天。毕生姑的丈夫葛品连，也是父亲早逝，其母带子再嫁。葛品连长大后在一豆腐店帮工。同治十一年三月初四，毕生姑十六岁时与葛品连成亲。婚后以每月租金八百文向杨乃武租了一间楼房，自此，杨乃武一家和葛氏夫妻在同一楼房内居住。杨乃武，字书勋，其时长葛毕氏十五岁，次年即同治十二年癸酉科乡试举人。

简介：<正>在现代社会,侵权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愈益重要。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极大改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体育来往的日益紧密,使得跨国、跨州的国际和州际的侵权案件越来越多,国内法中的各种侵权行为几乎毫无例外地成为国际侵权行为,从而涉及到不同管辖权、不同当事人的利益,各种侵权行为的特点又不尽相同,要求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因此,研究涉外或跨国侵权行为法在实践上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中国法院经过较长时间的历史演变,于20世纪80年代初确立了独特的＂合一制＂组织模式。＂合一制＂指的是一种审判与（司法）行政彼此交织融合、由院长全面负责的科层化的制度安排。＂合一制＂一度对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但是,随着社会中心议题及正当化机制从经济增长逐渐向社会可持续、综合性发展转变,司法行政与审判融为一体的组织结构已不合时宜。将司法审判从过度的科层结构和＂总体性＂框架中＂脱域＂出来,进而促进宏观政治社会的功能分化,应作为一种发展取向。

简介：在历史的经纬中。作为法律制度的农村社会保障受制于各种因素。制度发展的阶段性、法律环境的历史性和法律属性认知的渐进性。决定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属性呈现出从行政法、经济法到社会法演进的运动图景。在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发展的每一阶段。均呈现出相应的法制特性并反映到相关立法。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必然从“国家型”（计划经济体制）到“经济型”（市场经济体制）再到“社会型”（和谐社会），其法律属性根据这一经济基础的演化呈现出“行政法属性”到“经济法属性”再到“社会法属性”．其权利属性呈现“救济抚恤的恩赐式”到“配套发展的经济权利式”再到“基本社会权利式”的态势。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反映并决定于这一运动轨迹。

简介：以往学术中的近现代中西法律理论的历史比较，存在着某些缺陷。从基本问题意识、思路、方法上进行反思，是十分必要的。注重“世界流通”、“中国视角”、“法学家与法律家的角色关系”、“具体法律实践”，是推进近现代中西法律理论的历史比较的新路径，而且，对于今天的中西法律理论的相互关系，同样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简介：中国古代民族法是多元一体中华法制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充分尊重和发掘少数民族自身的法律文化，又强调民族凝聚力和国家主权统一，既注重政策，又注重法律，既赋予少数民族“自治”权，又促进地方的法制化管理，有效地维护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和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

简介：由于知识产权调整对象的无体性，赔偿是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主要承担方式。合理地确定赔偿的原则和计算方式对于赔偿功能的实现具有决定性意义。现行填平性赔偿无法充分补偿权利人和威慑侵权人。惩罚性赔偿的引入是必需的也是可行的。惩罚性赔偿与填平性赔偿的目的和功能不同。填平性赔偿的主要目的是补偿权利人的损失，剥夺侵权人的非法获利；惩罚性赔偿则旨在惩戒、威慑侵权人并预防侵权行为。在引入惩罚性赔偿后，立法应对现行知识产权法中填平性赔偿具有惩罚性色彩的计算方式予以删除或者修订。

简介：在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问题备受关注而法律规制制度尚处在探索之中的背景下，知识产权许可限制的反竞争审查，是目前世界各国知识产权垄断认定中面临的共同难题。我国2008年生效的《反垄断法》虽然规定知识产权许可中的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应受”该法规制，但同样未能提供“如何”规制的具体制度规则。以已有反垄断法的制度规则为基础，结合知识产权许可中的特殊问题，构建知识产权许可限制反竞争审查的一般分析框架，是有效解决实践中知识产权许可限制的案件纠纷，并及时推动知识产权许可限制反竞争审查走向合理与科学的重要途径。该框架由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组成：一是确立知识产权许可限制反竞争审查的“竞争损害”标准；二是界定知识产权许可限制涉及的产品市场、技术市场和创新市场；三是选择基于“区别对待”的分析工具和基于“利弊权衡”的四步检验法。

简介：苏力关于"秋菊的困惑"是以个人主义的视角提出追问:由西方舶来的法律究竟能在何种意义上有效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然而,国家主义的法律叙事却自有其内在焦虑:当自成一体的法律日渐发展出包含"案件制作术"在内的各种旨在自我合法化的"合法性技术",国家如何才能确保法律始终是以符合预期的方式在"运作"?也正是因为法律对于国家政治强力的无能为力,使得国家越是基于对法律正当性的焦虑而实施干预与矫正,它就越是激发了社会"信法不如信访"的经验想象。就此而言,国家法律实践的深层问题或许早已不是苏力借"秋菊的困惑"而加以呈现的关于国家法律"再入"的焦虑,而更应是其在面对诸如"我不是潘金莲"式的社会诉求时,无法"退出"的乏力。这就要求国家不仅仅要"建设法制",更要"让社会运转起来"以构建让国家能够"进退自如"的社会治理能力。

简介：天津滨海新区作为国家重点高新开发区,在＂十二五＂期间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需从知识产权法角度对职务发明加以保护,以完善滨海新区的知识产权驱动政策。文章在研究日本专利法相关修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完善产权激励和奖酬激励等利益驱动模式,建议制定《滨海新区职务发明保护办法》;同时建设良好的职务发明企业文化,配合税收优惠政策,更好的鼓励发明人进行职务发明,创造出更多的社会经济效益。

简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代表先进生产力,是"三个代表"的基础条件、根本力量.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社会发展是全面的,在注重物质文明建设、坚持生产力标准的同时,也要注重精神文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先进的生产力,也需要先进的文化.人民群众既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又是其享有者.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目的和归宿."三个代表"是一个统一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三个代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与时俱进.

简介：随中国古代讯问制度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刑讯的广泛使用,历朝历代均有关于讯问时使用刑讯手段的相关规定,而在司法实践中有时不但依法律规定实施刑讯,甚至在法律规定之外＂创造性＂地采用刑讯手段。刑讯的直接目的在于取得口供,被追诉人的口供被认为是查明案件事实最重要的证据,也是案件能否作出最终判决的基础性要件。在这样的理念下,刑讯成为我国古代讯问制度的核心要素,中国古代讯问史不妨被看作一部刑讯的历史。

简介：辛亥革命结束后,中国政制开启了“走出帝制”的历史序幕,尽管道路反复曲折,新旧法统的争执依然延续以西为师”还是“中体西用”,并未达成共识,但是,至少在形式上,“走出帝制”已成了当时人们的普遍共识。《民国政制史》就是这段历史先声的在场记录,是对发生在这一重大历史关节点上的政制实践的忠实记载,具有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民国政制史》是一部详细介绍和叙述1911年至1936年间民国政治制度设置和沿革的重要著作,主要内容由中央制度、省制、县制、市制四编及附录构成。本书由钱端升担任主编,萨师炯、郭登皞、杨鸿年、吕恩莱、林琼光、冯震等当时中央大学法学院行政研究室的同事协力完成。

简介：一、问题的提出法学教育是职业教育吗？对于这一问题，中国法学教育教育界存在多种判断。在一流的法学教育大家那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不尽相同。有的学者认为，法学教育是一种素质教育，应当综合培养学生各方面的素质。[1]有的学者则认为，法学教育是职业教育，要和职业需求相结合，

简介：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治安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的形成和确定提供了科学的思想基础。西方许多国家运用多种手段治理社会治安只是一种措施和警务对策，还达不到综合治理的理论实践层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作为一个科学概念，作为全面解决我国社会治安的战略方针，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们党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治安工作实践经验基础上明确提出来的，而且经历一个实践、探索、总结、不断完善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一方针，是我们党和政府在新的历史时期关于社会治安宏观控制在实践上，理论上的深化和飞跃，它以其强大的生命力，与时俱进，适应着动态社会治安形势。

简介：传统中国行政机构中,监察机构一直作为重要的部门存在,监察人员素质的高下与优劣,决定了监察制度这一强大政治防御工程的运作及其效果的好坏。[1]如今,我国监察委员会进入试点阶段,监察人员的选任作为监察委员会的首要工作,一方面,要立足于现代吏治经验创新发展的同时,另一方面,对古代监察人员选任的标准也应尤为关注。纵观古今,在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中,监察人员的选任作为吏治的重要内容,其发展的兴衰与监察权力的行使和监察机构的运行有着密切的联系。重温古代监察人员的选任标准,不仅是对本土资源的合理利用,也是对中国传统吏治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如何在古今吏治不同的背景下,借鉴古代监察人员选任标准为当今监察委员会人员的选任提供可行性意见,是本文关注的核心所在。

简介：2014年5月1日实施的我国第三次修改后的《商标法》率先在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领域引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正当性，可以从惩罚性赔偿蕴合的人文精神和制度理性两个角度，通过考察该制度“强化过错责任”、“体现谦抑性、恢复性的司法理念”，并借助威慑理论、矫正正义等经典理论工具加以理解。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之构建，关键在于规范设计的科学与合理，以主观恶性和侵权情节的严重程度确定赔偿倍数，同时应与补偿性损害赔偿、法定赔偿、刑事损害赔偿与罚金、民事罚款、行政罚款等相关制度加以协调与衔接。

简介：法律职业化有其深刻的知识论根据,它建立在多种知识论基础之上,并与司法制度合理化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为法律职业化的知识论根据所内在要求的司法制度合理化的基本方面包括司法独立、判决理由合理、司法权力中性化和司法程序正义等.

简介：当代宪法政治的理论来自于意志决断和理性论证的混合，前者通过政治过程来实施宪法载明的公意，后者通过宪法解释和审查来约束民主过程，二者构成宪法政治的正反律。这一理论逻辑的概念原点是权力和法的关系，它经过博丹的理论概括而得以现代化。通过将主权界定为立法的绝对权力，博丹确立了作为决断的主权的基本含义，通过分离和重组中世纪约束王权的习惯法，博丹确立了主权和法的新边界。加冕誓词、等级议会和高等法院等封建法内容，被重新命名为王国法，并因为其不符合绝对主权的逻辑而被否定，而有关王位继承的萨利克法和公地不能分割两项要求，被单独命名为根本法，合同、财产和征税问题被放在万民法、自然法和神法等高级法的范畴之中，构成主权权力无法逾越的界限。当代宪法政治正是这一概念体系在成文宪法语境之中的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