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当今公司制度中，董事的职权日益扩张。鉴于董事的职权直接受立法者的价值偏好、公司内部权力的配置模式、公司性质以及公权力介入等因素的影响，本文认为，我国公司立法必须按照以内部监督为主，外部监督为辅，内外部监督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指导思想，构建对董事行使职权的制衡机制，加强股东(会)、监事(会)对董事的监督力度，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功能和作用。并赋予第三人连带赔偿请求权。

简介：消费者纠纷属于民事纠纷的一种，但其有自己的特点。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纠纷可以通过多元化的解决方式得以化解，但多元化的解决途径其实并不多元化，尤其是具有迅速、便利和准司法性质特点的仲裁机制的作用没有被发掘出来。在分析消费者纠纷各种解决方式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消费者纠纷专门仲裁解决机制的若干措施、建议。

简介：少数民族环境习惯法在少数民族地区环境保护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在界定民族环境习惯法的基础上,借鉴已有的少数民族环境习惯法资料,从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自然禁忌或宗教信仰、内容与程序的民主性、惩罚的严厉性等方面分析其效力基础,并对少数民族环境习惯法的生成和实施进行梳理。

简介：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确立诚信机制有如下意义:弥补诉讼立法资源的不足;顺应刑事诉讼民主的要求;符合现代社会对司法行为的要求;有效防止诉讼权利的滥用.诚信原则在刑事诉讼语境下的基本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它要求诉讼主体正直、诚实地实施诉讼行为,不损害其他诉讼主体的利益,不能以极端或过分的方式行使诉讼中的程序权利或实体权利;二是当行为主体确信其行为符合法律,且从主体产生这一确信的过程看,他是诚实无过错的,主体基于这一确信作出了相应的诉讼行为,法官可赋予这些行为有利的待遇.

简介：近些年来,随着法文化研究从大传统向小传统的转向,特别是受到美国新清史研究的影响,司法档案和文书逐渐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1]这些来自基层社会的司法档案和文书史料,不仅展现了"拥有发达的民事体系的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活生生的法律与社会的交集",而且"开创了中国传统法律研究的法律一社会史的路向"。[2]然而,在上述的研究进路中,学者们往往把研究焦点定位于地理位置毗邻中心的区域,相比较而言,对于边疆和边缘区域的关注却不是很多。

简介：公共政策机制是国际私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法院地在适用外法域法律的情况下维护自身利益和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后一道防线。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公共政策机制的渊源、意义和特点，探讨了援用该机制的场合、标准及步骤，研究了公共政策机制与礼让和确定性的关系以及外法域法律排除后的法律适用等问题，意在从理论上加深对该机制的认识和把握，从而有利于在实践中更好地驾驭公共政策机制这匹“桀骜不逊的野马”。

简介：广州历史上就是中西通商的重要口岸,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广州国际化程度的日益提高,来穗旅游、留学、经商、就业的外国人快速增长,在经济繁荣的同时,外国人违法犯罪等社会问题也较为突出。广州市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涉外管理服务模式,加大了对＂三非＂外国人的查处力度,成功打造了一批外国人聚居的示范社区,但仍需进一步调整境外人员管理体制,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外管人员管理的综合信息平台,真正做到外国人在穗犯罪的可防、可控。

简介：肇始于20世纪末的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并未取得预期成果。宏观层面人事、财政及司法行政管理的体制困局，中观层面机制改革有“分类”无“分类管理”，微观层面法院内部治理的行政化桎梏是共同成因。下一阶段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应实现体制与机制的转型，即司法行政管理体制由分散走向统一、分类管理机制由单一走向差异、法院内部治理由单轨走向双轨。

简介：警察战术权源于前苏联《犯罪侦查学》兴起过程中创造性智力成果之侦缉措施为主要内容的机制需要,其机制生成具有在计划经济时期进行侦查行动和侦缉措施时的适应性。当代中国警务在构建创新型社会过程中须认真对待警察战术权的社会适应性问题,既要选择适宜其社会稳定的警察战术权机制,也要改善适宜其机制运行的社会基础,因而实践中应正确认识警察战术权的私权属性、公法调整及其保护强弱等问题。

简介：<正>最近,法学界的一些学者极力主张借鉴英美的判例法制度。确实,生动复杂的社会现实使我们有理由强调社会控制的多种途径,希冀法律调整的灵活多样。笔者认为,判例法问题的提出,不愧是创新我国法律调整机制的既机智又适时的设想。判例法问题的提出是我国法学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且不说近年来两大法系日渐靠拢,比较研究倍受青睐,从而

简介：社区矫正是相对于传统的监禁刑而言的一种新型的刑罚处罚机制,同时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尝试,天津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虽然开展较早,但是与其他省市相比较而言进展相对缓慢。通过对天津市社区矫正工作的基本状况、存在的问题所进行的归纳分析,提出了改进我市社区矫正工作现状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化解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简介：行政诉讼中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①被学界和实务界认为是破解行政审判难题的重要突破口。随着建设法治政府进程的日益加快。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已渐近制度化。但是。要使之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完善的运行机制、有力的效果保障。成为一个成熟而稳定的制度，尚需在对其现状作出客观分析和清醒认识的基础上，揭示其积极意义和现实可能性。特别是要对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主体、情形、程序制约、庭后总结、监督以及建立行政机关与法院的联动机制等问题上进行认真的研究。这无论是对于已经列入立法规划的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还是对于实践层面的需要来讲，都显得非常的紧迫。

简介：<正>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是目前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一项重点工程。加强宏观调控,根本问题在于建立和健全符合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原则的,经济、行政、法律手段综合运用的宏观调控体系和运转机制。宏观调控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宏观调控系统中,法律机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法律机制存在着诸多问题,影响和削弱了法律机制在宏观调控中的功能和作用,迫切需要加以解决。当前应着重健全和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的立法机制、行政执法机制和法律监督机制。

简介：反腐败问题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是权力过分集中，法律不够完备，监督机制存在缺陷以及执法执纪不够严格，因此必须把反腐败纳入法治轨道，加强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简介：法院附设ADR有两个最主要的特征，即法院在纠纷解决的主导作用，即当事人将纠纷诉请法院解决时，法院以建议、指令的方式将其引导到ADR机构以非诉讼的方式解决，同时依当事人的申请，通过司法确认程序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法院附设ADR，不仅是一种纠纷处理的流程，也是一种松散式的组织体系。

简介：随着近年来跨境犯罪的增加,粤港澳警方的刑事警务执法合作体系的构建也越来越趋于成熟,刑事警务执法合作的内容与机制已经初具模型,对中国区际刑事执法合作的研究具有示范性意义。司法实践主体在代为调查取证、送达法律文书、情报交流、缉捕遣送通缉犯、追缴和移交赃款赃物、刑事案件管辖移交、学术交流等合作内容的基础上逐步构建了完整的粤港澳合作机制。

简介：本文通过封恶意软件的运行机制和原理进行分析，封当前的各种恶意软件进行归纳和分类。通过封相关技术的分析和介绍，使我们更深刻的认识恶意软件的本质，从而更加准确的封其进行定义。从知识产权角度分析可以将恶意软件问题归入着作权范畴。权利人滥用自己权利而导致种种恶意行为正是从这一现象中折射出来的法律漏洞。本文详细分析了国内各种规范性文件在恶意软件方面的规定，指出了其中的不足点。在着作权人权利限制方面进行探讨，针对现存着作权法提出了三条权利限制的解决方案。同时在规范软件权利人的发布和传播行为等方面也作了一定的研究和思考。

简介：以市场方式完善环境污染纠纷多元解决机制,其实质就是建立并完善社会化、市场化的环境污染风险分担机制,在全国已初步建立起多元化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情况下,尤为必要。这样一套机制,注重综合发挥责任保险、保险经纪、人民调解、合理赔偿、风险管理五个方面的功能与作用,强调＂保、调、赔、防、管、法＂联合应用,要求在法治框架下和轨道上把这五个方面与环境保护紧密结合起来。影响这套机制成败的因素包括人的因素、市场因素、业务因素、政策因素和法制因素。鉴于此,须围绕这些因素解决相关问题。

简介：在现代刑事诉讼中．辩护通常被视为与控诉、审判并列的一项基本职能。然而，对其运行机制尤其是审判阶段的辩护运行方式，学界至今仍缺乏深入研究。为此，笔者拟从比较的角度对辩护运行机制展开全面、深入的探讨，以求教于同仁。一比较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中辩护运行机制，不难发现它们推行着两种虽有相似但更多不同的辩护运行机制，其异同之处尤以下述方面为甚。（一）辩护内容。两大法系国家的共同点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均须从事实和法律两个角度对控诉方的指控予以反驳．论证对被告人有利的主张。但是，两大法系国家对辩向心的选择却迥然不同，英美法系偏爱事实辩护，而大陆法系则倾向于法律辩护。在英美刑事诉讼中，辩护方很少进行专

简介：为解决刑事案件中财产性判项执行难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正式推行服刑人员生效财产性判项履行与其减刑假释裁定相关联的联动机制改革。实践中联动机制作为一种激励机制正向激励不足，负向激励被片面强调或放大，成为一种惩罚模式。在这一模式下，联动机制相关主体之间并不存在共同的利益基础。在保护受害人群体和法院整体利益的目标驱动下，有财产性判项犯罪人的利益普遍受损，由于信息甄别方面的低效，联动机制还导致利益受损犯罪人的范围不当扩大。犯罪人群体由此产生的消极反应进而损害了监狱的重大利益。同时，作为个体的受害人和基层法院法官并不因为联动机制必然获益。利益分配不均带来的成本与内耗降低了联动机制运行的整体效率。虽然联动机制在提高财产性判项执行率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可能是巨大的。出于提高整体社会福利的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在推行联动机制改革的过程中需要审慎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