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当代中国是指自1978年以来的中国。自1982年国家第三次全面修改宪法开始，中国进入到一个大规模立法的时期，而且在1993年之后进一步加快了立法的速度，[1]其核心理念可以概括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16个字D（2）

简介：修正后的家族相似标准是美国司法实践中界分本票与证券的通用标准。其中,对四因素的适用须采用科学的次序;该标准的适用过程中采用了权衡方法。与传统的以概念架构制度的规则模式不同,修正后的家族相似标准采用了类型模式,该模式的丰富性、灵活性使其成为界分本票与证券的理想的规则模式。它是一种“价值导向的思考程序”,而缓解信息不完全正是这一规则模式之下的价值导向。

简介：科斯（RonaldHarryCoase，1910—2013）生于英国。1932年自伦敦经济学院毕业后，科斯曾先后任教于邓迪经济学校、利物浦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布法罗大学、弗吉尼亚大学。1964年，科斯担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同时出任《法律经济学杂志》的主编——这是他特别看重的一个职务。1991年，科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理由是：揭示并澄清了经济制度结构和函数中交易费用和产权的重要性。

简介：格老秀斯以其巨著使国际法成为完整、独立、系统的学科,被称为国际法的"鼻祖",他更是近代西方法学思想家中第一个系统地论述了自然法理论的人.他认为国内法和国际法都应以自然法为基础,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也应受国际法和自然法的约束.在17、18世纪古典自然法思想家中,他第一个使自然法概念摆脱宗教神学的约束,恢复和发展了自然法的世俗观念,认为自然法代表理性或人的本性.他希望通过他所掌握的法理学、哲学和神学的渊博知识,以其具有说服力的文笔,有助于国际和平的恢复和国际间法律状态的形成.

简介：一般认为，格老秀斯（1583-1645）被誉为近现代“国际法之父”是基于其在1625年发表的、蕴涵着开启“新时代”国际法思想和原理的《战争与和平法》一书；实际上任何一个理论均有其发展的轨迹，格老秀斯的国际法思想也不例外，也有一个缘起、形成和逐渐成熟的过程。结合他个人人生经历前后的巨大反差，特别是1619年发生的重大变故，导致他晚期国际法思想的发展结果与早期的起源在内容上似乎有所偏离，在逻辑上也似乎有所跳越。但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有可能在国际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从作为其早期的代表作之一的《海洋自由论》产生的背景及其中包含的国际法思想入手，试图探寻其国际法思想的起源和发展变化。

简介：2月27日上午，省人大常委会举行媒体通报会．就2012年度常委会工作要点作了详细介绍。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桂维民参加并讲话。

简介：西耶斯并非决断主义制宽权观的源头。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制宪权仅限于决定政制，而人权作为价值规范是其前提和目标。制宪权的至上性只是相对于宪制权而言，它服从干国民主权原则之下的代表制·且蕴舍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分配正义。大革命之后，西耶斯意识到制宪权的危险并将其掩藏，构想了宪法审查会以实现违宪审查、宪法改良和人权的终极保障。我国“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的主张者在论战中各执制宪权与人权，怛都忽视了西耶斯这个重要的理论源头。特别是前者在阐释西氏的制宪权理论时切断了与人权的关联。将制宠权的客体从政制扩大到政治体本身，将规范主义替换为决断主义，忽视宪法在民主正当性之外的规范正当性；“政治宪法学”应当以积极姿态有效地融入人权话语，从而走出理论泥淖。

简介：科学是现代社会的中轴和现代社会进步的强大驱动力,它深刻地影响人类的生产、生活乃至人生,塑造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为一种文化的科学即科学文化具有强大的精神功能,在人类文化中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在铸造人类的理想和世界的未来。哲人科学家不仅是科学理论的创造者,而且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路标设置者（哥白尼、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等就是明证）。科学以及科学哲学不仅拓展和深化了传统的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哲学的哲学研究进路,而且也向当代哲学和哲学家提出诸多哲学问题和思辨启示。因此,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坦言：没有科学要素嵌入和没有科学哲学支撑的哲学不能算是真正的现代哲学,没有哲人科学家、科学哲学家及其思想的哲学史不能算是合格的现代哲学史。遗憾的是,在连篇累牍的所谓纯粹哲学论著中,尤其是在哲学史论著中,科学哲学的要素时有踪影难觅之况,哲人科学家、科学哲学家及其对科学反思的精神成果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和尊重。这种现象是很不正常的,也是现代思想特别是哲学思想领域的遗憾,亟待予以变革。为此,我们专门邀请多位科学哲学研究者,围绕＂科学、哲人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在现代哲学中的地位＂话题展开一组笔谈,以期引起学界的讨论和争鸣。

简介：社会法为公法与私法以外之第三法域。关于人的认知前提假设．私法与社会法有一个本质属性的区别：私法中的人是自私利己之人，社会法中的人是克私利公之人。克私利公的人性假设使社会法区别于私法，为社会法证成。

简介：近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学界和实务界开始重新审视刑事诉讼理论。但学界与实务界的分析思路或多或少地有些滞后,即将刑事诉讼视为单一价值观支配下的有机整体,而忽略其中的冲突与竞合。

简介：2009年9月24—25日，我在辽宁大学参加第22届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年会，会议的主题是“大陆法系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这一题目要求首先厘清什么是大陆法系。这是一个需要不时更新其理解的术语。“大陆法系”首先是一个地缘政治学的概念，它源于欧洲大陆与英伦三岛由英吉利海峡造成的区隔，海峡两岸联络不便造成了彼此的法律特性，联络一旦达于便捷，个性是要消除或和缓的。

简介：奥林匹克标志的法律保护如今已成为各国，尤其是奥运会主办国的重要任务。奥林匹克标志的范围应作广义理解，从权利属性上来说它属于商品化权。在奥林匹克标志的立法保护方面，国际立法作用不大，目前主要还是依靠各国国内立法，制定奥林匹克标志专门立法是大势所趋。在奥林匹克标志的司法保护方面，有关国家的经验表明，奥林匹克标志权利人的专属权利并非是绝对的，其非商业性使用不一定构成侵权，而在商业性使用中其地位与商标相似。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以《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为核心、多层次的奥林匹克标志立法保护体系，但该条例存在几点缺陷，需要在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我国的有关司法审判实践尚不丰富，不少问题亟待法院将来通过审判做出回答。

简介：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的变迁为法理学提供了新的课题。豪埃克教授以哈贝马斯的沟通行为理论为指导，提出一种沟通视角的法理学。他认为，法律在本质上是基于沟通：立法者与国民间的沟通，法庭与诉讼当事人间的沟通，立法者与法官间的沟通等。这种沟通现在被认为是法律合法化的来源：法律人之间的理性对话是“正确”地解释和适用法律的最终保证。

简介：马克斯·韦伯“法律社会学”中由“形式／实质非理性”和“形式／实质合理性”构成的有关法律思维类型的概念体系，同康德哲学有着紧密牵连。这种哲学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原本是四维的“合理性”概念体系，从而使该体系始终存在着蜕变成简洁但更为尖锐的、呈现为“形式合理性／实质非理性”这一形态的二元论的可能。对相关韦伯文本的审视映证了这一可能。韦伯有关现代法律中的核心张力的论断，因而体现为“形式合理性”和“实质非理性”之间的冲突。由于韦伯在“法律社会学”中将现代资本主义视为“核心议题”乃至“最高价值”，且认定“形式合理性”法律与之存在“选择性亲缘关系”，所以他个人倾向于“形式合理性”一侧，并将“实质非理性”的法律主张主要归园于工人运动。然而，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发展表明，资本主义同“形式合理性”法律之间的联系并非绝对。整个“法律社会学”文本都体现出韦伯将概念和观念置于经验事实之上的倾向，而这些概念和观念本身又受到韦伯自身价值取向的引导。因此，这也意味着对社会科学“客观性”的背离。

简介：引言概言之，各个学科皆有代表性的权威著作，以体现该学科的最高学术水准并引领其发展方向。在国际私法领域，《戴西和莫里斯论冲突法》就被公认为这样一件作品。1896年，该书以《关于冲突法的英国法摘要》为名出版了第1版，作者戴西（A．V．Dic—ey）由此享誉西方法学界，获得了与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比肩的历史地位。

简介：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第一卷第七章第六节中论述"中国的奢侈"问题时,认为中国各个皇帝们所实施的道德性措施实际上具有理性经济考量的特质。对于其中反映出的道德哲学要求与经济理性考量的应然关系问题,传统理论的论证虽然有合理之处,但严格来讲也具有极大的不足。法律哲学的历史恰就是以道德哲学为基础的法律观与以经济理性为标准的法律观的互动史,因而通过法哲学中介并证成道德哲学要求与经济理性考量之间的应然关系极为便利。从法律哲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来看,道德哲学要求与经济理性考量之间可以用一种新型关系来说明,当道德哲学要求与经济理性考量化约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时,作为论证中介的法律哲学可以证明,道德哲学要求与经济理性考量完全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呈现亲和状态,共生于一定的制度性因素中。

简介：总分则式的民法典体例的出现与德国潘德克顿法学的法源理论和方法论有着密切关系,以萨维尼为首的德国法学家们坚信法学应当是一门科学,追求逻辑意义上的整全法源,采用提取“公因式”的方法抽象出总则和各分则中的“小总则”,构造出逻辑自洽、具有高度涵括性的规则体系。此种法典体例下,债法总则的存废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关系到民法典科学性的结构性问题。我国民法典分则草案不设债法总则对民法典的体系效益和科学性都会造成消极影响:一是法典的体系逻辑被破坏。诸分则与总则之间层层递归、相互嵌套的体系逻辑被打乱,法典结构关系变得松散;二是合同法总则立法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存在缺陷。不使用债的概念使得合同的履行、保全、变更和转让等等术语在语义和逻辑上都存在问题;三是物权请求权和法定之债需大量参照适用合同总则的规则可能导致参照的泛滥。从现有司法裁判的实证研究看,这可能导致司法适用的混乱和司法裁判的不确定性增加。

简介：在涉外无单放货案件审理中，承运人往往以卸货港所在国存在特殊法律规定为由进行抗辩，认为自己依该特殊法律将货物交付给当地海关或者港口当局即已完成交付义务，不应再承担无单放货的法律责任。在此类案件审理中，“卸货港所在地法律”往往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0条第1款规定的“外国法律”存在界限模糊之处，直接影响到对“卸货港所在地法律”查明责任的归属。实质上，《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0条第1款规定的“外国法律”属于根据冲突规范指引的准据法，而“卸货港所在地法律”属于承运人根据中国法中《无单放货规定》第7条加以主张的免责事由，二者法律意义并不等同。对于卸货港所在地法律，应由当事人负证明责任。另外，承运人依据《无单放货》第7奈规定主张免责，应同时证明两个事项：卸货港所在地存在特殊法律规定，根据该规定，承运人必须将货物交付给当地海关或者港口＇-3局；承运的货物已交付给当地海关或者港口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