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从司法的视角，将网络民意同一般民意进行了区分、将司法与一般公共活动进行了区分，结合网络民意的特征和司法活动的性质，由浅入深的论述了网络民意对司法所产生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重点论述了网络民意对我国法治建设可能会产生的深层次消极影响，以期提醒人们以更加理性的态度来面对网络民意。

简介：源于普通法之自然正义原则的听证制度,因可为当事人提供意见表达与利益交涉的平台,而成为行政决定合法性的重要制度装置。但与私益听证主要代表消极的防御权不同,公共听证含有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等多种公共价值,是公共决策正当性的重要制度支撑。我国的公共听证理论,未从根本上区分代表防御权的私益听证和代表民主参与权利的公共听证,因此造成了制度建构的诸多误区。公共听证的引入,旨在破解公共决策过程的封闭性、结构化与单向度,为公众参与公共决策提供一种制度化的渠道;在实践中,我国的公共听证程序设计与运作仍然延续了传统科层制习气,与民众之表达和参与意愿相去甚远,公共听证俨然已成为现代行政合法性的制度装饰。公共听证因此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从性质上明确公共听证的定位与价值,充实公共听证的民主取向,理顺公共决策与公共听证的逻辑关联,健全和完善公共听证的操作程序。

简介：股权变动制度既不同于传统动产物权变动制度,又不同于传统的不动产物权变动制度.由于我国公司法在有限公司股权变动登记制度方面存在法律制度的缺失,导致经济活动中的股权变动常常存在潜在的法律风险,一个良好的股权变动登记制度不仅要维护股权变动的安全,同时必须兼顾股权变动的效率,而不同制度学说的确立对交易的安全与效率以及当事人的利益均有较大影响.

简介：1986年通过的《民法通则》之所以为无数法律学人所铭记,是因为由此中国进入了民事立法蓬勃发展的时期。进入新的世纪,我国立法机关开始讨论制订统一民法典,这让民法学者获得对民事法律体系进行更为周延完备地设计的机会。在这个历史机遇面前,我们回顾《民法通则》制订的历史和思想背景,会帮助我们对民事法律进行总体性考察评估、破旧立新,以更有意识地推动法律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也是我们践行古人＂温故而知新＂古训的良机。

简介：公安行政自由裁量权在行政执法中运用广泛,引发争议较多。传统的控制裁量权模式由于缺乏外部监督和内生动力,未能发挥有效控权作用。针对当前制度存在的缺陷,引入电子信息技术新模式,建立公开的网络平台,赋予其实体的基准,构建整套控制程序,从实体和程序上确保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规范行使,解决警察行政自由裁量的滥用问题,实现个案正义,减少行政纠纷,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

简介：监管者在银行破产中享有巨大的权限。在许多国家，利益受损的股东或存款人针对监管者提起侵权之诉，银行法赋予监管者豁免是受害人败诉的主要原因。给予监管者一定程度的保护是必要的，但是这种保护不应使得受损方不能获得实质的救济。从经济、政策或正义层面来看，给予监管机构侵权责任的绝对豁免并不合适，绝对豁免与金融体系稳定、效率和正义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在维持效率的同时，应当分析受害人和监管机构在损害过程中的角色，而不能采取过于僵硬的绝对豁免的方式，以实现分配正义和纠正正义的统一。

简介：上诉机构的结论与裁决对我国今后的同类申诉将产生积极作用。WT／DS379案是我国对“公共机构”与“双重救济”问题的申诉首次获得上诉机构支持的成功例子。当前对这两个成功实例加以剖析与评论，并从中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在近年我国频遭欧美等国外双反调查的形势下显得尤为必要且具有实际意义。

简介：中国传统司法有无"确定性"?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澄清司法"确定性"的含义和标准。本文以西方近现代的法的"确定性"观念为标准,以清代司法为例,从适用法律规定是否具有确定性、事实认定是否具有确定性和法律推理过程是否具有确定性三个方面对中国传统司法进行考察,得出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的结论。

简介：在法律史的研究上,对古代盗罪的研究文章为数不少,[1]一些专著对于古代盗罪问题也有所涉及,[2]此外,还有对于盗罪具体制度如自首、亲属相盗、共犯等问题的文章,[3]但有关《名例》对于盗罪特别适用的研究尚未见到。唐律的盗罪除《贼盗》律的规定之外,还包括《名例》律中专门适用于盗罪的特别制度,这些制度或只针对盗罪,或针对包括盗罪在内的几种特定犯罪,是我们对于唐律盗罪进行研究的重要内容。

简介：

简介：法定的控权机制并没有发挥预期作用，侦查权力容易陷入一种失范状态。以刑拘审批程序为具体研究对象，对四川省三个地区公安机关的考察显示，通过层级式的检查和授权，刑拘审批程序对刑拘权的行使发挥了相当程度的控制作用。从科层式法律程序理论角度解释，正是科层式的权力组织形式为此提供了结构性保障。抛开价值论立场，可以考虑通过完善现行的侦查控权模式来部分解决侦查恣意问题。

简介：自清末“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就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特别是晚清最后十年,不少思想家、官员和学生表达了唯有维新变化、新政、立宪才能解救危亡的国家的思想,于是法制的地位得以凸显,“变法图强”亦成为理所当然的救时济世之道。

简介：公众参与是促进理性形成、容纳各种价值立场并实现行政决策自我正当化合法化的行政程序装置,该装置能否发挥既定的功能,最核心最棘手的问题在于设定和安排合理的参与方式及各种方式的法效力。以建设项目环评的公众参与为例,目前在功能意义上至少有公开说明会、公众意见调查、陈述意见、公听会、公告-评论、公民咨询团体、听证会、参与决定、公众投票等九种方式,其在法效力上呈现递增的格局和＂光谱式＂的排列。但在参与方式选择上,并不是选择效力越高的方式,越能达致理想的参与功能,而应结合各种要素进行衡量,既不能片面地对公众参与的法效力产生迷信,亦不能让公众参与走过场,成为纯粹的合法性＂背书＂,而应将各种公众参与方式塑造成风险沟通和理性形成的程序场域。以上述观点为分析框架,我国环评法制所设定的公众参与方式及其法效力具有参与方式可替代性强、规范内涵不足及双向沟通交流匮乏、反馈性机制不足或者难以落实等特点和缺陷,需通过程序和制度建设予以改进。

简介：中国特保机制是我国入世法律文件确立的，自我国入世之日起对我国产生法律约束力的制度。十多年来，特保措施成为关国、印度、欧盟等WTO成员对华实施贸易救济的新手段。中关轮胎特保案在“快速增长”、“重要原因”与因果关系问题上存在激烈争论，最终专家组与上诉机构均作出了完全不利于中国的裁决。中国特保机制即将期满而成为历史，然而中美轮胎特保案中我方未能充分举证的教训却值得我们汲取。中国日后若要在WTO争端解决程序中获胜，就必须充分举证以支持自己的主张。中美轮胎特保案我方的败诉，既给我们以教训，更引起我们的反思．

简介：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构成了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纵横交错的权力关系网络的极其关键性的结点,成为地方参与中央决策,尤其是影响中央转移支付决策的有效途径之一,亦成为中央与地方关系非法治化的表征。机构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是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行地方参与中央决策的制度建构,以地方制度和民主监督的新安排来取代中央的管理职能,即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整顿规范＂驻京办现象＂势必推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进程。

简介：在克隆人的宪法争议中，人性尊严常常是反对克隆人技术的论者所采用的抗辩事由。由于这个极其抽象的概念给解释者留下足够的闪转腾挪的空间，它的具体涵义为何一直存在巨大争议。传统宪法解释理论缺乏事实面向，在这一争议上的表现并不能令人满意。因此，需要反思传统宪法解释方法，在维护宪法文本的前提下，进行后果考量，以结果取向的解释方法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手段。

简介：无证无照生产食品存在地点隐蔽不容易发现、食品原料采购来源不明、滥用添加剂、不经过任何检验程序、食品危害性大等特点，文章主要阐述目前我国政府监管部门对无证无照生产食品的监管现状、存在弊端进行分析，找出问题存在的根源。

简介：首先回顾英国{2007年企业过失致人死亡罪法》的出台过程与背景，分析该法的政策意义，并指出有效控制与处罚企业违法行为的政策目的是这一法案得以通过的重要原因。之后，在上述论断的基础上，介绍了英美国家企业刑事责任论近年的发展情况，并分析其中从个人到组织、从主观到客观的发展趋势。最后，提出在企业犯罪频发的现阶段，为了更好地发挥刑罚的预防功能，我国也需要对目前的单位刑事责任论进行反思。

简介：近年来，随着国家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出台，西部地区乡村干部职务犯罪呈高发、逐年递增之势。从检察机关所查办的涉农惠民职务犯罪0案件来看，该类犯罪具有鲜明的特征：窝案、串案居多，犯罪手段多样化，发案地域普遍化，作案时间持续化，社会影响恶劣，但司法机关的处罚偏轻。经调研发现，造成乡村干部职务犯罪频发高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财务管理混乱、约束失范、监督缺位、打击不力、待遇偏低等外在因素，也有其心理失衡、法制观念淡薄等自身因素。这就要求在治理该类犯罪时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既要构建完善的涉农惠民职务犯罪预防体系，从源头上减少和消除乡村干部的腐败行为，还要司法机关加大查办和打击力度，以儆效尤，遏制该类犯罪。

简介：作为一门高度实践性的学科,法学专业教师制定相应的教学模式或标准,提高法学课程实践性教学质量是巩固该学科特征的必要途径。在法学若干门主干课中,《中国法制史》相对而言比较缺乏实践性,是一门比较单纯的且具有史学特征的理论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