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经过了两个半世纪停滞不前的低潮时期,中国史学终于在明代中叶发生了变化,史学领域里出现了新的演变趋势,相继出现的三股与保守、空疏史学相背离的史学思潮,开始冲破了元、明以来史学界的沉闷局面。其中,最早出现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的,是维护史学客观性、严肃性的思潮。明代中叶,社会经济的繁荣、生活的安定舒适,使相当一部分乡绅士大夫养成了爱写书

简介：依据除授方式的区别,告身分为制授告身、敕授告身与奏授（旨授）告身。制授告身对应高层任命,敕授告身承载特旨除授,奏授告身则反映由吏部奏上的常规注拟与迁转。南宋中后期是告身制度的末期,告身书式高度精简、稳定。以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的发现为契机,结合其他存世告身文献,本文总结出这一时期的一般告身书式,并试图以政务运行的眼光,再次分析其文本所反映的政治结构与行政运作流程信息。告身盛于唐宋,作为当时普遍行用的除授凭证,其发展与唐宋间职官体系的变迁同步,是唐宋国家政治体制变化的反映。伴随选任制度的变迁与除授文书体系的调整,作为一种独立文书类型,告身的核心意义由凭证向象征转移。

简介：明代中后期,与朱子学"别立宗旨"的心学在徽州得到广泛传播,并在徽州士人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入徽州的心学主要有二支,一是湛若水之学,一是王守仁之学.湛、王心学对徽州学术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它既使南宋以来朱子学在徽州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同时也导致了新安理学学派中形成了二个不同的学术阵营.这种状况一方面反映了明代中后期心学兴起以后,朱子学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力的削弱,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徽州学术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简介：北宋神宗元丰官制改革以后，宋朝中枢机构由“中书门下——枢密院”体制转变成为“三省——枢密院”体制，改制后的“三省”代替了之前的“中书门下”，成为宋廷主管民政事务的最高政务机构。随着政治环境、人事变动、派系斗争的变化，三省的权力运作与决策机制不断调整，而机制的变化也在促动着人为政治的发展。神宗时期由于中书省掌握取旨权，在三省中权力最大；元丰八年以后开始由中书省权重转向三省同取旨；哲宗元韦占三年吕公著任平章军国事后，三省权力运作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北宋末期权相当政．不断打破原有的三省权力格局，三省最终沦为宰臣专政的工具。

简介：清中后期,由于固化的财政体制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加之统治者应对方策失当与吏治败坏等因素的交互作用,地方亏空不可遏制地蔓延与恶化.官僚系统无法突破既有财政体制框架,只能通过制度间的内在转化,将财政压力通过蠲缓制度疏导和转嫁.但钱粮蠲缓之宗旨却与实际效果发生背离.

简介：王阳明终其一生都具有“隐逸情结”。结合王阳明中后期诗文可以看出，王阳明退隐情结的发生，主要是出于其政治上的原因，以及其家族文化中“隐儒”的传统和其自身个性气质上的追求等。王阳明深久的隐逸情结表现了他深受道家影响而对自然山水和简单真朴、自由洒脱的田园生活的喜爱。而王阳明的隐逸情结中所交织着的进与退、仕与隐、入世与出世的矛盾，正反映了其所包含的亦儒亦道的思想性格，体现了一种儒道圆融互补的人生境界。它在王阳明中后期的思想、性格和行为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简介：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第二次金川之役结束,在朝廷主导的改土为屯政策下,大量汉人开始进入青藏高原东端的嘉绒藏族地区。从居住格局来看,部分汉人群体居于山地并与嘉绒人错间杂处,不具备人数与文化优势;从地方性基础来看,土官势力抬头,其身份逐渐向土司恢复。由此,部分汉人发生了由文化表征适应自然环境,到土地、房名制度上融入土司制度,并最终发生身份认同改变的转变。

简介：20世纪后半期，西方古典学界，主要是欧美学者对古希腊演说的研究开始摆脱亚里斯多德的传统，将其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文化现象，与雅典民主政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重点分析和探讨了演说与雅典政治领袖、雅典法律诉讼和雅典城邦民主政治意识形态的建构等之间的关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可否认，这些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为国内外同仁进行相关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简介：“尧母门”发生于汉武帝晚期,对西汉中后期政治格局以及政治史观产生了深远影响。“尧母门”与“巫蛊之祸”密切关联,使西汉中后期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西汉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并使中央集权的“嫡长子继承制”被打破,国本动摇,开启了西汉中后期外戚专权的政治格局。汉昭帝时,公羊家眭弘提出“汉家尧后”思想,这无疑受到了汉武帝“尧母门”的影响。武帝视昭帝为尧,“汉家尧后”思想正源于此。“汉家尧后”思想的提出,实际上是要用尧的火德代替汉武帝的土德,它使西汉中后期的政治史观产生了根本变化。

简介：舞厅业是老上海最重的娱乐商业之一，而提供有偿伴舞的舞女则是该业的聚焦。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欧风美雨吹拂而来，定居租界的西人为了延续其在西方的生活方式，在闲暇时亦举办各种名目的舞会，交际舞便显身其间。1927年以后，它不再是囿于一角的“西技”，而是一种广泛面向上海中上层市民的娱乐行业——与原有的烟馆、茶馆、赌场、戏院等并列。老上海的华籍舞女从产生、发展到最后消亡，前后历经约30年的时间，它和西方文化的浸润、中国国家的社会政治命运，以及上海城市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简介：19世纪中后期,英国犹太人摩西·蒙特菲奥里积极帮助耶路撒冷地区的犹太人,为贫困的犹太人在城外建造了救济院MishkenotSha’ananim(希伯来语中'欢乐寓所'的意思),这对当时耶路撒冷整座城市尤其是犹太区的空间分布和人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此,城内的犹太区不断向城外扩展,犹太人的数量也不断增加。

简介：《家庙街清真寺重修大殿撂棚大门功德碑记》证明清真寺的修建年代不晚于道光二十九年，重新考证了清真寺居民来源和职业构成。同时，广为流传的武状元白成龙的故事反映了清代乾隆至同治时期家庙街当地回汉关系的曲折变化，折射出此次历时23年之久的修寺经过，主要是受到了成同西北回民起义的影响，导致家庙街地方回汉矛盾激化，并最终影响了清真寺的重修进程。

简介：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国外交战略经历了一个从"和平外交"到"革命外交"的大转变.促使这种大转变发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多元的,其中国际因素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对此进行分析、归纳与研究,以就教于方家.

简介：1937年10月28日午夜，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的第三天。上海童子军战地服务团女童军杨惠敏将一面12尺长的周旗裹在身上，冒着战火白公共租界出发，游过苏州河，将旗帜成功送至四行仓库。第二日早晨，四行仓库顶楼升起了这面国旗。硝烟中的这面旗帜，让据守四行仓库与阵地共存亡的“八百壮士”和上海市民倍感鼓舞。

简介：北魏后期，国家开始设置“道”。这种“道”，实际上是为大使、征讨都督和行台规定的活动范围。因此，北魏后期“道”的设置是与大使、征讨都督和行台的任职联系在一起的。由这种设置特点所决定，“道”成为大使、征讨都督和行台活动的特殊区域；“道”的设置具有临时性，其存续时间与大使、征讨都督与行台的任职相联系；“道”规定的区域范围是不明确的。至北魏末年，行台的设置开始具有地方官化的趋势，其明显表现是多以州刺史和都督诸州军事兼任。因而，与这些行台的任职相联系的“道”不仅设置的时间延长，并且具有比较明确的区域范围，实际上成为一种不稳定的行台区。这种不稳定的行台区，正是东魏、北齐稳定行台区产生的前提。

简介：从咸丰三年(1853年)以迄清末，清政府曾铸行大钱以供应市场、财政、军旅之需。所谓大钱是比重不足而面值较大的钱。清代前期制钱每文重一钱到一钱四分，一般维持一钱二分。咸丰三年政府“铸当十钱一种，文日咸丰重宝，重六钱，以制钱相辅而行(《光绪顺天府志》卷59)以后又增铸当五十钱，重一两八钱，当百钱重一两四钱，当五百钱，重一两六钱，当千钱，重二两。减重50％～98．5％”。铸行大钱，实际上是推行通货贬值的政策，它造成了清代后期的货币混乱，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损害。

简介：日本德川时代民众运动的主要形态是百姓一揆,这是与中国农民起义不同的一种农民反对领主的斗争。德川时代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阶级关系的变动,民众运动也出现了新的形态。如,下层农民反对上层农民的村方骚动,小商品生产者等反对特权商人垄断的国诉,城市贫民要求降低米价的米骚动,与宗教因素结合要求建立均富平等社会的世直,下级武士领导的反幕起义等。这些斗争与百姓一揆动摇着幕藩领主的统治,为明治维新作了民众运动方面的准备。关于百姓一揆,作者已有专文,本文仅论述德川时代后期新形态的民众斗争。

简介：《孟子·离娄下》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话虽是指孔子《春秋》取《诗》的褒贬之义，但后世皆借其说，指春秋之后《诗》之正声衰亡。现代学者一般也藉以说明自三百篇结集至戏国中业楚辞出现的将近三百年间，

简介：白彦虎后期抗清活动述评马志荣自彦虎是陕西回族起义的著名领袖人物，他在反清斗争中艰苦作战，不屈不挠，对他在前期和中期的反清活动史学界是基本肯定的。但对其最后退往新疆和阿古柏合作并出走俄国，史学界的评价褒贬不一，争论较大，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已的看法，...

简介：明代京师(北京)濒临北部边境,在明中后期多次受到北方游牧民族(蒙古、女真)的侵扰威胁;留都南京靠近东部海疆,长期受倭寇的骚扰。两京畿辅地域在嘉靖、隆庆年间即已推行保甲制,但直到万历中期,两京城内尚仅施行总甲制,而未曾推行保甲制。北京城内保甲制的推行,直待至天启年间;南京城内保甲制的实施,始于万历后期至天启初年。晚明南北两京的保甲制,都具备严密详细的实施规程,尤其强调对于流动人口的管控。而保甲法实施之后,来自勋贵、官僚阶层的抵制影响了保甲制的实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