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探讨母亲与父亲实施袋鼠式护理对早产儿心率、血氧饱合度、体温等方面的影响,探讨母亲与父亲实施袋鼠式护理对实施者焦虑程度的影响。方法选取2017年9月至2018年9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收治的132例早产儿及其父母,用信封法将其随机分为母亲组67例和父亲组65例。干预持续2 h,干预前后用状态焦虑问卷(SAI)评估实施者焦虑状态,并记录实施前15 min以及即将结束时早产儿的心率、血氧饱和度和体温。结果实施者干预前SAI得分[M(P25,P75)]母亲组为35.00(30.00,45.00)分,父亲组为33.00(30.00,43.00)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值为-0.645,P>0.05);干预后SAI得分母亲组为29.00(23.00,32.00)分,父亲组为25.00(21.50,28.00)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值为-3.518,P<0.01)。对干预前后早产儿心率(δ1=-4.25)、血氧饱和度(δ2=1.45)、体温(δ3=0.20)变化值行非劣效性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值为-6.370、5.343、12.612,P<0.01)。结论父亲实施袋鼠式护理在早产儿心率、血氧饱合度、体温方面的影响不次于母亲实施袋鼠式护理;相比于母亲,袋鼠式护理更能减轻父亲的焦虑程度。
简介:摘要目的探究父亲在母亲受孕期间使用抗抑郁药与子代早产、畸形、自闭症谱系障碍和智力残疾之间的关系。设计利用回归方法和阴性对照进行观察性前瞻性队列研究。研究地点瑞典全国。参与者收集母亲在2005年7月29日以后受孕,并于2006—2007年出生的170 508名儿童,随访至2014年,儿童年龄为8~9岁。该队列中3 983名儿童的母亲受孕期间(即从受孕前4周到受孕后4周)父亲接受抗抑郁药物治疗;164 492名儿童作为对照组,父亲未使用抗抑郁药物;2 033名儿童作为阴性对照组,受孕期间父亲未使用,但在母亲怀孕期间使用抗抑郁药(即从受孕后4周到分娩)。主要观察指标早产、出生时诊断畸形、自闭症谱系障碍和智力残疾。结果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显示,与母亲受孕期间父亲未使用抗抑郁药物的对照组相比,受孕期间父亲使用抗抑郁药物与早产[调整比值比(OR)= 0.91,95%可信区间0.79~1.04]、畸形(调整OR= 1.06,95%可信区间0.90~1.26)不相关。Cox回归分析显示,母亲受孕期父亲使用抗抑郁药物与自闭症[调整风险比(HR)=1.13,95%可信区间0.84~1.53]、智力残疾(调整HR=0.82,95%可信区间0.51~1.31)不相关。在母亲怀孕期间父亲开始抗抑郁治疗的儿童中,所有结果都相似,除了智力残疾的调整HR有增加(调整HR=1.66,95%可信区间1.06~2.59)。与母亲怀孕期间父亲开始抗抑郁治疗的2 033名儿童相比,受孕期间父亲开始抗抑郁治疗的3 983名儿童在早产、畸形、自闭症方面没有差异,但是智力残疾方面表现出风险降低(调整HR=0.49,95%可信区间0.26~0.93)。结论母亲受孕期间父亲服用抗抑郁药物对于子代早产、畸形、自闭症或智力残疾等4种主要不良结局是安全的。
简介:【摘要】目的: 分析 父亲早接触对剖宫产新生儿应激反应和早期喂养的影响 。 方法: 选取 98 例剖宫产新生儿作为本次研究对象,随机将其分为常规组与实验组,每组 49 例。常规组新生儿未在早期与父亲接触,实验组新生儿在早期与父亲接触,对比两组新生儿早期喂养情况与唾液皮质醇水平。 结果 : 实验组新生儿第一次成功开奶时间与持续吮奶时间明显优于常规组,实验组新生儿在出生后 0.5h 、 1h 以及 2h 唾液皮质醇水平明显优于常规组, P < 0.05 ,两组数据组间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让剖宫产新生儿早期与父亲接触,有利于新生儿在短时间内趋于稳定状态,不仅能够提高早期喂养成功率,还能够降低新生儿出现应激反应,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家族性白血病的发病机制及临床特征。方法选择2012年10月及2018年12月泰州市人民医院血液科收治的2例急性白血病(AL)患者为研究对象。2例患者的就诊年龄分别为34、65岁,2例患者为父子关系。对2例患者行血常规检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染色体核型分析、白血病细胞免疫分型、微小残留病(MRD)检测及融合基因检测等。回顾性分析2例患者的临床特征、诊断及治疗经过。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修订版《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的要求。结果①患者1(儿子)因"头晕乏力、盗汗3个月"于2012年10月23日就诊于泰州市人民医院血液科。入院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有核细胞增生活跃,原始、幼稚淋巴细胞比例为38.5%。白血病细胞免疫分型结果示,CD34、人类白细胞抗原(HLA)-DR、CD10、CD20、CD19均呈阳性;染色体核型分析结果示正常,考虑为B系淋巴瘤/白血病。随后,行R+Hyper-CVAD(利妥昔单抗+环磷酰胺+长春地辛+表柔比星+地塞米松)/R+MA(利妥昔单抗+甲氨蝶呤+阿糖胞苷)方案交替化疗4次,联合8次鞘内注射(甲氨蝶呤+地塞米松或者阿糖胞苷)。其间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完全缓解(CR),并且MRD呈阴性。2013年4月26日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HSCT),移植后行利妥昔单抗巩固治疗2次。2013年11月8日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骨髓增生活跃,淋巴瘤细胞比例为35.0%,考虑疾病复发。随后予VDCLP(长春地辛+柔红霉素+环磷酰胺+培门冬酶+泼尼松)与CA(环磷酰胺+阿糖胞苷)方案进行诱导与巩固化疗,患者获得CR后再次复发。2014年3月12日行挽救性单倍体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HSCT)后获得CR。2015年4月3日复查骨髓形态学检查结果示,骨髓有核细胞增生活跃,幼稚淋巴细胞比例为22.0%;白血病细胞免疫分型结果示,CD34、CD22、CD19、CD33、HLA-DR均呈阳性;染色体核型正常。根据患者临床特征及相关检查结果诊断为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于2015年4月7日给予挽救性地西他滨+VLP(长春地辛+培门冬酶+地塞米松)方案化疗后获得CR,MRD比例为0.13%。随后给予患者多种方案化疗后再次复发。于2016年1月27日给予CIOLP(环磷酰胺+长春地辛+米托蒽醌+地塞米松+培门冬酶)方案化疗,化疗后患者出现Ⅳ级骨髓抑制合并重症感染,给予对症治疗后无效,患者于2016年2月20日死亡。②患者2(父亲)于2001年7月因"腹胀不适"于泰州市人民医院行胃镜检查、活组织检查,结果示低分化腺癌,遂行全胃切除术。2018年4月患者出现无痛性肉眼血尿于江苏省人民医院查CT结果示膀胱占位,行根治性膀胱全切除术+原位回肠代膀胱术。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示,膀胱高级别乳头状尿路上皮癌。2018年11月患者行膀胱癌术后随访,血常规检查结果见幼稚粒细胞。遂就诊于泰州市人民医院血液科,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粒系增生活跃,其中原始粒细胞比例为19.0%,诊断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伴原始细胞增多(EB)2。于2018年12月26日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原始粒细胞比例为26.0%;白血病细胞免疫分型结果示,CD7、CD34、CD13、CD33、CD117、CD15、CD64、髓过氧化物酶(MPO)、HLA-DR均呈阳性;染色体核型分析结果示复杂核型;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结果示,cen8三体阳性比例为86%,TP53缺失阳性比例为85%。诊断为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ML)-M2,于2018年12月28日给予地西他滨+HA(高三尖杉酯碱+阿糖胞苷)方案诱导化疗。2019年1月30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原始粒细胞比例为7.0%,考虑为部分缓解(PR)。于2019年2月13日给予地西他滨+IA(去甲氧柔红霉素+阿糖胞苷)方案再次诱导化疗。2019年3月23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骨髓有核细胞增生程度稍减低,原始粒细胞比例为1.0%,提示CR。分别于2019年3月25日、2019年4月27日行IAG(去甲氧柔红霉素+阿糖胞苷+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方案巩固化疗。期间多次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提示CR,并且MRD呈阴性。2019年6月10日行HA方案化疗。2019年7月19日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原始粒细胞比例为25.0%,提示疾病复发。于2019年7月20日行地西他滨+HA方案再次诱导化疗。截至2019年8月8日,尚未复查化疗后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论家族性白血病的发病机制以遗传因素为主,常规化疗难缓解、易复发,生存期短。但是该结论仅限于对2例病例的临床分析,尚需要扩大样本量,进一步研究、验证。
简介:摘要目的评估美国高龄父亲对孕产妇及围产期结局的影响。设计引用国家生命统计系统公布的数据,采用基于人群的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背景美国。人群研究对象为2007—2016年记录在案的40 529 905名活产婴儿及其父母亲。父亲年龄按10年间隔分组:<25、25~34、35~44、45~54和55岁及以上。主要观察指标主要的婴儿围产期指标包括胎龄、出生体重、出生5分钟时的新生儿Apgar评分、入住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情况、产后需要使用抗生素情况和癫痫发作情况。主要的孕产妇指标包括发生妊娠期糖尿病、先兆子痫情况。次要指标是可预防的围产期事件的数量。结果父亲年龄越大,婴儿早产、低出生体重和低Apgar评分的风险越高。校正母亲年龄后,父亲年龄在45岁或以上的婴儿早产的概率比父亲年龄为25~34岁的婴儿高出14%(比值比为1.14,95%可信区间为1.13~1.15),并且新生儿癫痫发作概率高出18%(比值比为1.18,95%可信区间为0.97~1.44),但与胎龄无关。年龄最大组的父亲,其妻子患有妊娠期糖尿病概率较对照组高出34%(比值比为1.34,95%可信区间为1.29~1.38)。据估算,13.2%(95%可信区间为12.5%~13.9%)的婴儿早产和18.2%(95%可信区间为17.5%~18.9%)的母亲妊娠期糖尿病可归因于父亲的高龄。结论父亲年龄过高对母亲和后代都有不利影响。由于美国高龄父亲的占比率相对较低,目前基于人口水平的影响不大。然而,在过去一代人中,美国父辈的年龄已经翻倍,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父亲年龄对出生结局和公共健康的影响。
简介:目的探讨父亲血清HBv—DNA载量和孕母HBsAb对乙肝病毒(HBv)父婴垂直传播发生的影响,以期寻找阻断HBv父婴垂直传播的有效方法。方法在患者知情同意的前提下,以HBsA异及HBV—DNA为指标筛检父亲HBs鲰阳性、孕母HBvM全阴或者仅HBsAb阳性及HBV—DNA均为阴性的121个家庭作为研究对象,依据其新生儿脐带血HBv—DNA检测结果作为分组标准,将HBv—DNA检测阳性23例作为病例组,阴性98例作为对照组,进行病例对照研究。结果①新生儿脐带血HBv—DNA阳性率为19.0%(23/121);②父亲血清HBv—DNA载量与新生儿脐带血HBv—DNA阳性率存在剂量反应关系(趋势x2=60.108,P=0.000),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分析表明:父亲血清HBv—DNA载量10^6拷贝/mL是预测HBV垂直传播发生较好的分界点;③孕母HBsAb阳性组与HBsAb阴性组其新生儿脐带血HBV—DNA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12.399,P=0.000),当父亲血清HBv—DNA载量≥10,拷贝/mL时,两组新生儿脐带血HBv—DNA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父亲血清HBV—DNA阳性和孕母HBsAb阴性是HBV父婴垂直传播的危险因素,父亲血清HBV—DNA载量10^6拷贝/mL是较好的垂直传播发生的预测指标。
简介:目的:分析探究父亲参与式护理措施的应用对新生儿母乳喂养以及生长发育的作用影响。方法:从我院2022年1月至2023年1月之间接生的新生儿中选出80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每组新生儿例数保持一致,分组实施不同的护理干预模式,对照组采用常规模式,研究组采用父亲参与式护理模式,组间比较两组护理模式的作用优劣性。结果:从母乳喂养率、新生儿生长发育指标等方面展开组间比较,调查结果显示,研究组的表现好于对照组(P<0.05)。结论:为新生儿提供父亲参与式护理服务不仅能够大大提高母乳喂养率,并且可以推进新生儿的成长发育,临床作用价值较高。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增强父亲参与母乳喂养联合早接触、早吸吮对新生儿纯母乳喂养的影响。方法:研究时间选择为2019年4月-2020年10月,研究对象为此期间在我院妇产科登记并准备分娩产妇及其丈夫,一共有66个家庭,结合护理方案的差异将所有家庭分为常规、研究两组,每组33个家庭。在护理一段时间后,比较两组家庭父亲、母亲的婴儿喂养态度、新生儿母亲在不同阶段的喂养自我效能评分。结果:研究组母亲、父亲在出院时喂养态度评分要高于常规组;而且产妇母乳喂养自我效能在各阶段的评分也要高于常规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在产妇备产期间,做好喂养护理并增强父亲参与程度,对提高产妇纯母乳喂养效率有积极影响。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早产儿父亲喂养态度对早产儿出院时喂养状况的影响,及父亲支持母乳喂养自我效能在其中的作用,以期为提高早产儿母乳喂养率的干预措施提供一定的参考和依据。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法,于2020年7—11月选取3所浙江省三甲医院402名早产儿父亲作为研究对象。使用一般资料问卷、简体中文版婴儿喂养态度量表和父亲支持母乳喂养自我效能简式量表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402份,回收有效问卷376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3.5%。结果376名早产儿父亲的喂养态度得分为(49.80±9.26)分,支持母乳喂养自我效能得分为(43.23±8.52)分。早产儿父亲支持母乳喂养自我效能在喂养态度和早产儿出院时喂养状况之间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3.3%。结论早产儿父亲的喂养态度可通过影响其支持母乳喂养自我效能感而影响早产儿出院时喂养状况。医护人员应帮助早产儿父亲重视母乳喂养,并采取实操性强且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方式,帮助早产儿父亲逐步掌握具体的支持行为,提升其支持母乳喂养自我效能感,以提高早产儿母乳喂养率。
简介:摘要目的确定父母精神疾病与子女受伤风险之间的关系。设计回顾性队列研究。研究地点基于瑞典登记在册的人口。参与者1996—2011年出生的1 542 000名儿童和与之关联的89 334名母亲和873 935名父亲。暴露母亲或父亲的精神疾病(非情感性精神疾病、情感性精神疾病、酒精或药物滥用、情绪障碍、焦虑和压力相关障碍、饮食障碍、人格障碍)通过住院或门诊医疗保健记录确认。主要观察指标比较父母患有精神疾病的和没有患精神疾病的子女在0~1岁、2~5岁、6~9岁、10~12岁和13~17岁时的受伤风险(交通伤害、坠落、烧伤、溺水和窒息、中毒、暴力),计算率差和混杂因素调整后的比率。结果父母有精神疾病的儿童每年随访了201 670.5人,而父母没有精神疾病的儿童每年随访了2 434 161.5人。父母有精神疾病的儿童比父母没有精神疾病的儿童受伤率更高(在0~1岁儿童中,受伤率差为2 088人每10万人·年;父母患有和没有精神疾病的儿童受伤人数分别为10 235人和72 723人)。在0~1岁间,与父母没有精神疾病的儿童相比,父母患有精神疾病的儿童受伤率差范围为交通伤害18起每10万人·年至坠落伤害1 716起每10万人·年。从出生到青春期,父母患有精神疾病的儿童调整后受伤比率更高,受伤风险在出生后第一年最高(医疗保健记录的父母任何精神疾病与受伤之间的总体关联的调整后比率在0~1岁为1.30,95%可信区间为1.26~1.33)。0~1岁年龄段的调整后比率范围从坠落伤害的1.28(95%可信区间为1.24~1.32)到暴力相关伤害的3.54(95%可信区间为2.28~5.48)。常见和严重的母亲和父亲精神疾病与儿童受伤风险增加相关,与父母患严重精神疾患相比,常见精神疾病导致子女受伤风险略高。结论父母患精神疾病会增加子女受伤的风险,尤其是在孩子出生的头几年。努力增加对患有精神疾病父母的帮助,并在二级护理中识别和治疗父母的围产期精神疾病,有可能会预防儿童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