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司马迁所述孔子"删诗"说很可能出自《鲁诗》。《史记》多采《鲁诗》说;《孔子世家》先述孔子"删诗"说,紧接着述《鲁诗》"四始"之义;《孔子世家》述孔子"删诗"说前后矛盾,都显示出孔子"删诗"说与《鲁诗》间的关联。据魏源的说法,也有学者认为孔子"删诗"说源于《鲁诗》。司马迁不仅认为孔子"删诗",而且认为《诗经》的篇次也是孔子安排的,《毛诗》则认为是国史安排的,但《鲁诗》、《毛诗》的篇第绝大多数相同。由《仪礼》、《左传》、《国语》记载的典礼用乐看,《诗经》的篇次不是孔子排定的。汉儒说孔子安排了《诗经》的篇次,是为了便于从伦理道德、政治教化方面阐释。同样,说孔子"删诗",也是为了增加《诗经》的神圣性。在《诗》的经化过程中,一方面是加强其与伦理道德、政治教化的联系,另一方面是把其与圣人联系起来。所以,到了汉代,儒生就认为《诗经》是孔子编选的,诗篇、诗次都包含着孔子关于治国理家的微言大义。
简介:《文殊说般若经》在般若类经典中特色鲜明,它在强调般若的同时,也强调禅定,主张“甚深般若”与“一行三昧”的结合,这与南北朝后期佛教界提倡“定慧双修”的新趋势非常契合,因此,此经译出后,逐渐受到佛教界的重视,与《摩诃般若》一起成为最流行的般若类经典。隋唐时期《金刚经》的流传更为普及,一些重要宗派的创始人都很重视《金刚经》,天台智、嘉祥吉藏、牛头法融都有《金刚经》注疏。特别是禅宗神会以《金刚般若经》取代《文殊说般若经》。神秀门下,也都适应这一趋势,以《金刚经》作为般若经的代表。此后,中国佛教主要笼罩在禅宗之下,《金刚经》便成为最为流行的般若类经典。
简介:以1008名初中流动儿童为研究对象,在压力背景下探讨亲子关系和朋友支持对流动儿童不同情绪适应(孤独感、社交焦虑)和行为适应结果(问题行为、亲社会行为)的保护作用,并揭示二者保护作用的适用领域及其差异。结果表明:(1)亲子关系显著预测行为适应,朋友支持显著预测情绪适应和亲社会行为。(2)亲子关系能够缓解压力事件对流动儿童问题行为的消极作用。(3)朋友支持能够缓解压力事件对流动儿童孤独感和社交焦虑的消极作用。(4)尽管亲子关系和朋友支持都能够缓解压力事件对流动儿童亲社会行为的消极作用,但压力事件较少时二者的保护效应更强。这提示流动儿童与父母和朋友的紧密情感联结能够缓解压力事件对其情绪和行为适应的消极作用:父母是缓解行为适应问题的保护因素,朋友是缓解情绪适应问题的保护因素;积极行为适应能够同时获益于父母和朋友支持。
简介:仁的“偏言”与“专言”话题源自程颐所说“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重点在如何看待仁在整个德性体系中的地位,并涉及仁是作为至善整体还是特定的德目等多方面的问题。程颐通过对《易传》“乾元”和“元亨利贞”的阐释,以“生”为纽带,将四德五常联系为一个整体。以生论仁,既关联存在论的性理,也含摄宇宙论的生理,力求从仁的“偏言”与“专言”入手揭示出仁的特色和性质。朱熹讨论仁的“偏言”与“专言”。通常是将其纳入到“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的框架之中。基于生气流行,“心之德”可以是“爱之理”,双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仁的至善整体与流行实施中的德目最终相互发明。
简介:"无情有性"说,是由隋代的吉藏首先明确提出的。道教经过一个阶段的探索和动摇才确立了"无情有道性"的立场。麦谷邦夫对于"道之遍在性"的强调实际上混淆了"道之性"意义上的"道性"与"道性清净之心"意义上的"道性"概念。仔细考察,即便是相似的两个命题——"一切无情皆有佛性"与"一切无情皆有道性",由于其中的关键范畴"佛性"与"道性"的内在含义在许多场合并不在一个层面上,因此,尽管可以大致承认潘师正所言的"一切有形皆含道性"的命题为道教"无情有性"说滥觞,同时也应该指出,其逻辑基础仍然是"道之性",而绝非"道心"。孟安排熟练运用佛教中观学方法,借鉴吉藏"草木有佛性"之说,提出"道性"是"不色不心""而色而心"的,而这一结论是"无情有道性"说最重要的哲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