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从J·S·科尔曼的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方法论立场出发，循着习俗、惯例之类的非正式约束和法律之类的正式约束属于同一连续体的内在逻辑来探讨威英当局的统治机理，试图揭开殖民当局统治下的威海卫模式之谜。

简介：将期待可能性理论引入我国,既有理论必要,也有现实意义。但在我国现行犯罪论体系之中,并没有期待可能性的合适位置,不能简单照搬西方模式植入其中,否则会引发我国刑法理论体系的混乱。目前比较稳妥的做法是:在维持现行犯罪论体系的前提下,将期待可能性融入刑法中的概括性情节和酌定情节之中,发挥其在定罪量刑情节适用中的判断和解释作用。这不失为比较现实和简便的一种引入路径。

简介：目前,对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ISO/IEC)和世界贸易组织的《TBT协议》有关标准和技术法规的定义,人们更多地关注了其字面表述所体现的彼此间的差异,对其彼此间实质的联系却认识不够。由此导致在对我国技术标准与技术法规相关问题进行思考时,不恰当地将两种版本的定义对立化。但根据条约解释理论,ISO/IEC与《TBT协议》对标准与技术法规的定义并不冲突,而是彼此充实,后者正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基于自身目的予以的进一步完善。我国应正确使用标准与技术法规术语,建立与完善技术法规与标准体系,处理好两者间的关系,把握贸易自由化与本国贸易利益维护间的平衡,实现对外贸易中利益的最大化。

简介：民间纠纷的解决影响到我国法治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解决民间纠纷应当根据现代法治的精神和理念，兼顾社会的复杂性和“地方知识”的特殊性，通过国家法和民间法的理性沟通实现二者在解决民间纠纷中的妥协、让步、合作与支持，建立起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简介：环境法律和政策的核心是作出艰难的决策,它需要全盘考虑科学、经济、法律和政治问题,更不用说不可避免的权衡问题。虽然环境法可能具有让人畏惧的复杂性,但实践证明理解机制选择可以简明易懂。或许让人有点惊讶的是,只有5个基本的政策机制扮演角色,这些政策机制通过一个简单的＂5P’s（TheFiveP’s）＂框架可以被有效的讲授。5P’s包括指令性规范、财产权、经济惩罚、财政支付和说服。几乎没有哪种机制是解决某一问题的最佳工具,机制选择面临诸多挑战在于识别每种机制内在的优势和劣势。

简介：犯罪是最古老的社会现象之一,由于它的特殊的社会危害性,很早就引起了人们对它的研究,而研究犯罪的终极目的是"因为有犯罪,并且为了没有犯罪"①,即从社会上预防和减少犯罪.依据原南斯拉夫犯罪学家帕施奇给犯罪学下过的定义"犯罪学是为了预防和控制犯罪而把犯罪作为社会现象进行思辩和实证研究的科学"②,这在犯罪学与刑法学界不存在争议,也是共识.

简介：我国台湾地区诉之客观合并之类型主要有单纯合并、预备合并、选择合并及重叠合并。当事人考量其胜诉之可能性,可能同时为互相排斥之请求权规范基础之主张,此可能为竞合的请求权规范基础竞合之主张。而选择之合并是否在请求权规范基础竞合案例均可合法提起,实务上亦常见此种案例类型之多元判决,显见此种问题之争议性。德国学说认为客观选择合并原则上不予提起,故选择合并得否合法提起,引发了实务及学说上之争议。选择合并所承认之情形亦有较大之讨论空间。对客观选择合并之容许性以及选择合并所承认之情形进行探讨,再进一步探讨实务见解之妥当性,对理论与实务的选择上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简介：<正>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竞争经济,强调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遵守平等、自愿与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以实现经济利益。充分的市场竞争是渗透效益优先理念的合理、有效竞争而不是缺乏规制的、无序泛化竞争,市场经济对竞争的强调是为了建立公平、有序的市场运作机制。尽管竞争中的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佳方式,但市场不是万能的,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难免出现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盲

简介：对作为海洋大国及严重依赖国际海洋运输的我国,海上通道安全直接关乎我国的经济命脉,目前对于海上通道安全的国际合作形成了全球性与区域性的国际合作框架;既有全球性国际合作机制是以国际条约为法理基础形成的,由于国际条约的妥协与折中性、应对海上非传统安全犯罪的条文漏洞以及签署国的有限性制约了其适用效果;在全球化的今天,区域性司法合作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亦与我国之现实需求相合,在合作范围及合作机制内容的设定上应秉持从易到难、从部分到全面的逐步过渡原则.

简介：刑罚目的是报应抑或预防的持久论争,最终在互相借势和依势中走向妥协,并形成融报应和预防于一炉的刑罚目的＂一体化＂论,其旨意在于既实现预防又实现报应正义。但预防失效引起的反思性思考、西方行为学发展中的现实人有限理性和有限意志论对理性人论祛伪,佐证了预防论实现的必要条件的不自足;犯罪人行为选择的双曲贴现和满意原则对犯罪人行为的牵引,翻转出预防观理性人逻辑前提与现实人行为选择的异曲;监禁刑特殊预防的负效应、预防性刑事立法遭受的诟病及社会对刑罚该当度内报应正义的认同,使刑罚的犯罪预防止于制度构建。刑罚预防逻辑与现实人行为选择背离使刑罚一体化与实践剥离,宣谕了刑罚应基于（潜在）犯罪人的非理性,慎重构建刑罚样态,采取多维预防措施修饬和提升人类理性继而矫正和预防犯罪。

简介：在《海商法》修订的过程中,是否将内河运输纳入《海商法》的适用范围成了争论的热点。支持者认为,由于民法对内河运输调整不具有针对性,司法解释也很难进行大面积的法律漏洞的补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也很难作为航运习惯予以适用,因此,应考虑以专章的形式将内河运输有关的法律规则规定在《海商法》中,以适应航运中司法实践的需要。

简介：一人公司的出现对传统的公司法律人格理论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西方世界对一人公司的态度经历了从传统公司理论全面统治时期的完全禁止,到有条件的承认,直至立法上的确认和保护的过程。总的来说,就目前世界各国和地区对一人公司的规定来看,大约有八种立法例。尽管我国旧《公司法》不允许设立非国有独资公司性质的一人公司,但设立后的一人公司则并未被禁止,而实践中也早已存在着大量的一人公司。我国公司法学界多数学者都主张顺应世界承认一人公司的立法潮流,明确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制度,同时对其设置相应的规范,从而使实际存在的一人公司得以受到有效的法律规制。新《公司法》亦顺应此潮流部分地确立了一人公司制度。

简介：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多民族国家，如何提升族际政治整合能力，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深入考察中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可以发现，纵向上各层级政府的职责同构，横向上政府各部门的职责碎片化，影响了中国政府族际政治整合能力的提升。提升族际政治整合能力的路径选择是：合理划分各层级政府在民族事务治理中的职责，在横向上整合相关政府机构的力量，形成治理的协同效应。

简介：法律修辞的过程一般包括法律修辞方法的具体选择和运用以及法律修辞的整体布局。在'修辞发现'阶段,法律修辞方法需要结合案件的法律争议点及论辩前提体系进行针对性选择。在'修辞论证'阶段,法律修辞方法的运用需要遵循相应法律修辞规则的指引和规范。而在判决书的呈现形式上,法律修辞方法的选择和运用都要过渡或转化为法律修辞的布局,其'引言''陈述''论证'和'结语'每一部分都有各自的指导性布局原则。甘露案再审判决书虽然作为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参照性案例,但在裁判说理上却几乎违反了所有的法律修辞方法的规范性要求。

简介：目次前言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概念探析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保障的必要性三、立法裁量及其掣肘(一)立法裁量的作用领域(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立法保障(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立法保障的掣肘四、司法救济及其反思(一)可司法性问题(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司法救济(三)对司法救济模式的反思五、立法裁量模式与司法救济模式的相互关系(一)保障范围与保障程度(二)两种保障模式的关系(三)两种保障模式的选择六、结论

简介：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交通肇事的犯罪形态千差万别，司法工作者在理解和适用刑事法律及司法解释时，总会出现一些偏差甚至错误。虽然，这些偏差或错误并不是由于案外因素的干扰，纯粹是不同司法工作者因司法观念的不同而形成的。但是，同类情形的不同处罚，显然有违司法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

简介：<正>一、简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GFC)给部分全球最强经济体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其中大部分经济体陷入了负面增长。然而,澳大利亚非但经历了正面的经济增长,还保持了高于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平均增长率的经济增长比率。作为澳大利亚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澳大利亚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自2005年起就开始持续稳定增长。有几点理由可以用来解释澳大利亚为何没有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依

简介：城管执法方式是行政执法方式的下位概念。由于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不同城市有不同的名称）作为一个部门被设立时间还很短，制度发展和理论探索还远远不够，所以对于“城管的执法方式”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更没有专门的研究理论。在笔者看来，城管执法方式就是城市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城市管理相关工作过程中，对行政相对人进行管理及对其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罚时所采取的各种方法和手段，包括教育、警告、罚款、收缴物品等。城管的执法方式及其执法后果直接关系到相对人对执法工作人员及整个城管部门的评判，

简介：面对大数据洪流,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反应,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场商业革命,它打破了传统的经营模式,正以几何级数提升财富的积累.社会学家认为,大数据挖掘会伤害到人类对幸福的感知,电子信息无时无处不准确记录人们的行为轨迹,带给人们的是记忆的烦恼和不能被遗忘的担忧.法学家则形成两类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利用应该受到严格的控制,除传统的隐私保护外,互联网环境下人们更需要一种'不被打扰的权利';另一种观点是大数据的开发和利用是互联网经济的必然趋势,各国都在争夺数据资源,过多限制数据的利用会错失发展机会.我国刚刚颁布的《网络安全法》从基础设施安全角度出发对个人数据的利用和跨境传输做了限制性规定,而在《民法典草案》中,曾将数据信息作为一种新型权利客体,放在了知识产权项下,之后一稿又将其删除,足见对这一问题认识的不确定性.将数据信息作为一种积极趋利的权利还是一种消极保守的权利,立法者也在摇摆不定.本文从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出发,分析大数据时代利用数据信息的必然性及规范性,区分个人信息的人格权保护重点和个人信息数据库的财产权保护重点,探讨大数据时代平衡产业发展与个人信息保护的适度立法.

简介：从法史学和保险学的角度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保险法违反告知义务制度效果上所采取的“全有全无模式”属于早期保险经营技术与保险法理论落后的产物,该模式忽视了危险评估与保险费间渐进式的计算方式,使投保方承担了不合理的不利后果,为保险人不当获利留下了空间,其负面效果日渐凸显。虽然晚近以来该模式经历了主客观两方面的局部修正以平衡保险合同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但在效果上仍无法同对价平衡原则相契合,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全有全无模式”的固有缺陷。在未来的改革上,《保险法》应当弃用“全有全无模式”,改而釆用与对价平衡原则更为契合的“对应调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