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有朋友问我,你喜欢重庆是为什么?我竟然说不出任何关于这个城市的特质,我在记忆中寻找斑驳的点滴,最后找到的却是细碎的东西:一只陪我吃火锅的小狗;在洪崖洞一间新开的酒店,酒店里一顿加了煎蛋的寻常早餐;在十八梯,吃了一个煎饼;在磁器口,遇到的一个面目慈祥的坐在门口招呼我们拍照的老奶奶……山城重庆的记忆,就这样被拼接起来,却也让我念念不忘,我喜欢他繁华过后的孤独,重庆印象,停留在拼接的记忆里,嘉陵江,轻轨,朝天门,索道,石梯,老城,火锅……听到灯火通明的夜里传来的歌声。如若不想被这些幻灭的现实摧毁,你只能改变自己的眼光,去寻找别处的美。不知道下一次来重庆,会有怎样的影像让我再次留恋。
简介:我在最近的一项关于乡村宅基地纠纷的研究中,接触到大量民事诉讼档案,在阅读法律卷宗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困惑,那就是诉讼当事人双方在提出权利主张时所表达的事实,常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且都会提供相关的人证、物证,这使人产生无所适从的感觉.从法官的角度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尽力寻求最大限度的法律事实,以使纠纷获得公平的解决,法官所关心的是"法律事实".而法律人类学者所关心的是纠纷及其解决机制背后的秩序逻辑,是一种"社会事实",但具体到一个诉讼案件,法官对法律事实的选择也可能成为学者所关心的社会事实的一部分.苏力认为:"中国法官常常把在英美司法中的事实争议处理称作定性……中国法官特别是基层法官在处理事实争议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在现有的制定法概念体系中为这些带刺的事实安排甚至挤出一个合适的位置."[1](p221)苏力的分析颇具洞见,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基层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的角色选择问题,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我更为关注的是司法实践背后的法秩序问题,因此会透过所谓法律事实的争议去揭示其中蕴涵的社会事实.
简介: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土族族源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在认识方面也逐渐趋于一致,达成一些共识。逮至2002年土族学者吕建福教授的《土族史》问世,在土族族源的认定方面便似尘埃落定。这主要是缘于《土族史》重视和梳理了半个世纪以来的重要研究成果,凭借坚实的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基础,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科学的追溯考证,提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使得《土族史》具有了学术上的权威性。土族源于吐谷浑的结论,不仅为青海土族研究会所采纳,也为广大土族群众所接受。实践证明,土族族源的认定,对挖掘土族历史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和凝聚力,推进旅游产业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土族学者祁进玉先生近期出版《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一书,重新拾起土族族源认定的话题。作为学术问题,什么时候都可以研究和探讨,只要探讨的价值取向正确、探讨的方法得当,自然是应该鼓励的,也会有一定的收获。祁进玉先生的专著出版之后,引起学界的一些反响,本刊特刊载桑吉仁谦、程起骏、任玉贵等的文章,自然是学术上的一种回应。本刊无意由此再引起一轮土族族源的争论,只是倡导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理性的学术氛围,以期呵护学术领域应有的体面和尊严。
简介:清朝初年,海峡两岸出现长达二十几年的对峙,一方是已经取得统治地位的清朝政府,另一方是据守台湾的明郑政权。在这长时间的两岸对峙中,留下了不少令人心酸的历史悲剧,其中王忠孝及其家族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王忠孝是紧随郑成功抗清的一位明朝遗老。他后来终老台湾,在临终前仍留下遗嘱希望能归葬大陆,可是这个简单的愿望在当时的条件下却难以实现,以致给两岸族人留下了极其伤痛的历史记忆。本文利用清朝初年的历史文献,结合田野调查所得资料,对当时清郑对峙对王忠孝及其家族的影响做一个全面探讨。文章认为,清朝初年的两岸对峙是一种历史悲剧,而某个地方民俗的产生则往往与某个重大历史事件紧密相连。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以习俗的形式承载着对过往历史的集体记忆,历史还活着。
简介:一、前言方志是地方历史与人文地理、地文地理的综合体。以叙述一地的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文化、人物等为经,以地理环境、天然资源、自然现象为纬,进而分析该地发展过程的史实。台湾南部六堆客家乡镇之有方志,始于钟壬寿先生。钟壬寿在1970年接受徐傍兴邀约编撰《六堆客家乡土志》,为完成《六堆各乡镇概况》等篇,倡议高雄、屏东两县客家乡镇修志,而有万峦、内埔、高树、美浓、麟洛、长治等六乡志书的编辑,以作修志的蓝本。③之后,在各乡公所的主导之下,陆续刊印了乡镇地方志,大致是以当时人、当地人所修的当地历史,具备可堪征信的史料价值。唯因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各乡志的成果参差不齐,特别在源流与沿革的部分深受钟壬寿《六堆客家乡土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