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肇始于1902年的《哀希腊》百年汉语翻译史,映射的是不同译者把拜伦诗歌纳入历史语境、注入个体生命的诠释过程。源文本只有一个,目标文本可以无穷衍生:目标文本在转化源文本的同时在语内交流系统中相互对话,译者的存在论地位与影响的焦虑亦在此凸显。梁启超、马君武的《哀希腊》译本为时局政教服务的认知取向,促使拜伦和诗歌主人公的形象成为结构于启蒙救亡意识形态的文化想象。苏曼殊、胡适、查良铮等人的译本在着意考量语际交际的同时,更倾力探索东西文学审美的共同体与文学语言的共通语法。这些各有千秋、溯古还今的诗性创译实践,直接促成《哀希腊》在远离源语言文化的异域文坛成为文学经典。亦使之成为透视中国近现代文学翻译的万花筒。
简介:<正>《江海学刊》1990年1月号发表赵宪章《中国古代文论:文艺学经验方法的历史型态》一文,指出这种方法的特点是:一、审美的主体性。特别注重审美主体在实践中的意义,侧重从审美主体出发接受、认识文艺现象,侧重对文艺的本质和规律作出主体性的规定。而文艺现象对于审美主体的价值关系,往往是它最感兴趣的课题。二、浑整性。它并不舍弃关于艺术现象的直观材料,虽然是理论批评,仍保留着形象体系的具体可感性。它将对象作为一个浑然整一的有机体,从整体上进行感知和把握。三、表述方式的意会性。即用直观、直感去体验、领悟,而不是“以言相传”,即不是用明晰、确定的概念进行表述。主要表现在概念与范畴的非确定性、意会性;理论学说中的意会性主张,如严羽
简介:杨匡汉坚决主张本土化—但不是保守的而是开放的,是将他者包客进来,在异与变的碰撞中把本土一些相对稳定的、具有历史连续性的观念重新解读,以形成当代表述形式并对全球化产生的“反冲击”。孟繁华认为传统的批评方法、基本概念、关键词语已被渐次废除,代之而起的是他者的概念群,构成丁当代文艺学发展的两难处境,但经过整合与重建,必有新成果涌现出来。金惠敏认为“回到主体”的对话,其意义仅在于使对话在预设的原始主体的前提上成为可能、而绝不是说在对话中虽身经百战而毫发未损的自我确认。“如果全球化是一种进攻型的帝国主义,那么在狭隘民族主义意识中徘徊的则是防御型的帝国主义”。李Jun平认为,“本土化”不如“本土性”确切,因为前者试图“化”一切而显出霸气而后者只是提醒别忘记本土特点因而显得平和一些。“全球化背景”对中国文学理论本土性问题意味着既要从Universal(世界的、普遍的)角度,也要从Manifold(多样的)或Varied-dimension(多维的)角度,将中国文论的异质性问题考虑进去。王钦峰尝试从后现代主义角度解构“本土”,认为“本土化”的号召力是以民族文化的过去为基础的,其情感成份多而理性成分少,它可能把国家或民族推到固步自封的老路上去。林衡勋认为,现当代中国学者文论著作虽多,但大都采用“西方文论在中国”而不是“中国文论在世界”的方式。张喜洋通过解析奈保尔个案,指出,“诺贝尔文学奖”作为文化上的全球性事件,实质是要求多种多样的“本土”文化去参予。杨Yang告诚人们注意“本土化”口号背后可能潜藏的极端民族主义。蒋淑娴强调以世界眼光、本土意识重建当代文论,反对后现代主义的一味消解。殷鉴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欧化”实际�
简介:透过经学诠释学的视域,儒家以“思无邪”为中心的《诗》教观,是历代儒士在《诗》之为“义之府”的前理解中,对《诗》教意义在此时当下的筹划、构建及修正。作为第一位自觉的《诗》学诠释者,孔子断章取义,引《诗》论《诗》,以“思无邪”本文的字面意义对《诗》教的意义予以概括性的规定;《毛诗序》则将“思无邪”的整体意义规定为一种政教类型,视《诗》本文为一个内在一致的统一体,以“美刺”言诗,形成从整体到部分融贯一致的封闭的诠释循环系统:朱熹则以对本文实际真理的肯定修正“美刺说”.并在“劝善戒恶”的层面,重新构建了“思无邪”之“使人得其情性之正”的去邪归正的《诗》教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