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国家以因大规模天灾人祸造成的社会特殊状态为起点,构建着灾难的叙事。利用灾难的“将发生”的国家,构建出“被划一整合的灾难”叙事模式;而利用灾难的“已发生”的国家,则构建出“被个别诠释的灾难”叙事模式。国家在构建灾难叙事的同时,实际也利用灾难不断构建与巩固自身的秩序。因所处状态的不同,国家有着“日常秩序”与“特殊秩序”。如果两者的联结是直接的,都隶属于一个统一体制下,那么国家秩序的构建与强化将体现在制度的覆盖性与渗透性上;如果两者的联结必须以国家的出场为前提,那么国家秩序的构建与强化则体现为政府形象得以展示与地位得以加强。作为采用“被个别诠释的灾难”叙事模式典型的中国,为了在完善自身防灾抗灾行动的同时保留自身对每次灾难的诠释空间,需要借鉴“被划一整合的灾难”叙事模式,建立“半覆盖性”的体制,并且将自身的灾难叙事发展得更为立体化与人性化。
简介:“施蒂纳-尼采”问题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二者的事实性关系,即尼采究竟有没有阅读过施蒂纳并接受其影响;二是思想性关系,即尼采和施蒂纳在虚无主义这个大背景下必然产生思想交汇和交锋。本文将对第一个问题做出综述,并对第二个问题进行分析。结论乃是:在思想的客观性上,尼采对虚无主义的克服必然包括对施蒂纳的克服。尼采不满足于施蒂纳取消人道主义之后所导致的价值真空,并以生命为基础建立起新的价值;但在施蒂纳的理论视野里,这些新价值乃是危险的。
简介:“正义”和“仁义”在亚里士多德和孟子那里分别构成了优秀政治社会秩序的基本原理,同时也被看作政治共同体成员所应培养的与他人相关的总体德性或伦理德性整体.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两位哲学家都把城邦政治的首要功能限定于主要促进每一个体伦理德性的实现或发展以及优秀公民人格的培养,因为这更多地涉及一个人类存在者的本性和福祉.不过,在伦理德性的形成路径上,亚里士多德主张要由伦理德性之公民的、政治的向度推进到人性向度、道德向度,孟子则更倾向于一种相反的培养程序.并且,二者虽然都为哲学家或者圣贤在正义城邦或仁义之治发展中的恰当角色提供了两种选项,即政治顾问和伦理教师,但是,真正支撑着这两种角色的深层理由并不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