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前言从历史上看，在裁量控制的路径上，英国人走的是司法的路子。这与他们的法律传统、宪政结构、社会诉求有关。几乎所有文献都采取司法本位，这一特色鲜明而夺目。他们一开始借助私法路径，尤其是侵权法上的疏忽大意，后来过渡到传统公法的越权无效和自然正义，并以此人手，发展出公法上的合理性审查，逐渐接近到裁量的自治内核，便嘎然而止。

简介：在西方法哲学传统中,自然法主要是指道德自然法,即人类生活中的正义与道德准则。从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到当代西方各种正义理论,自然法学形成了一整套思想价值体系,它先是与自然理性相同,继而与神的理性相连,最后与人类理性和实践理性相合。尽管自然法的内涵一直在变化之中,其共通之处在于,各种学说都反映了正义与秩序的结合,体现了人类运用法律创设正义社会秩序的不懈追求。

简介：2014年6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决定》。立法机关首次采取＂自下而上＂的制度生成模式,以保证实现公平正义为前提,优化司法资源配置,节约司法成本。但两年的实践工作也暴露出适用范围狭窄、当事人程序权利保障不完善、程序运行不畅的问题。速裁程序的制度设计还应当从经验转向理性,以证据标准代之罪名标准,构建以审判为中心下的审前中心程序,建立以认罪真实性与量刑规范化的公式关系,在此基础上实行一审终审制。惟其如此,速裁程序才具有生命力与独立性。

简介：以“注情重理”为重要特征的传统法律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国现行刑事司法，并直接影响裁判的司法公信力。为实现裁判实质正义，要求法官在裁判理念上，树立个案公正的价值取向，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在诉讼程序上，加强审判程序公正公开，促进客观公正与主观公正相统一；在裁判方法上，加强自由裁量适用，实现司法逻辑与司法经验相统一。

简介：我国刑事政策内容模糊，缺乏可操作性和长效机制，在理论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刑法学理论和犯罪学理论的深刻变化、世界各国刑事政策的发展趋势、我国防控犯罪的实际需要，决定了我国应当实行两极化刑事政策：对少数严重犯罪和累犯实行严厉的刑事政策，而对绝大多数轻罪实行宽松的刑事政策。我国现行的刑事法律距离两极化刑事政策的要求相差甚远，只有将两极化刑事政策系统化、刑事法制化，才能建立我国科学、稳定、有效的刑事政策体系。

简介：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是法哲学永远的主题，尤其在今日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凸显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简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劳动关系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格局，而我国现行劳动法对劳动关系范围的厘定过于狭窄，致使许多新型劳动关系无法获得劳动法的全面保护，极大地制约了劳动力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应对其法律调整作出理性化的扩张。

简介：现行刑法颁布至今出台的九个刑法修正案一直在进行犯罪化，鲜有非犯罪化。强调在风险社会中防范遭遇风险而一味地犯罪化不符合大国刑事法治的理念，需要理性地对待。在我国，犯罪化不是规范意识培养与形成的唯一路径，也并不能对违法与犯罪的界限定纷止争，所以犯罪化在民权刑法本位观背景下须慎行。泛犯罪化有违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悖犯罪的本质和生成规律。今后在危害行为治理体系中，需关注制度构建，培养全民规范意识；注重刑法与相关部门法尤其是行政法的衔接。在刑事立法中适时非犯罪化、适度犯罪化。

简介：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确立以下几种理念:刑事诉讼法的直接目的为发现真实与保障人权;诉讼模式应以职权主义为基础,融合当事人主义的一些做法;扩大司法参与;确立程序本位和国际优位的思想.

简介：从“征转分离”基础理论及其与征转一体的比较出发，分别从制度创新与功能定位层面对“征转分离”制度在突破体制僵化、完成现代农业经营模式转变、统筹城乡发展、扼守耕地红线等方面所做贡献进行评析。随后对制度合理性展开质疑并提出改良建议：通过对“征”的质疑得出结论，即应避免政府角色错位与制度性寻租所导致的土地增值利益垄断化现象的出现，并通过区分征收与征购、限制解释公共利益，以确定各区域土地发展权价值计算公式；通过对“转”的质疑得出结论，即应当放开集体土地入市路径，单独设立非公益需要农用地转用程序，并借鉴土地银行运营模式，实现概括征收范围限定化：通过对“分离”的质疑得出结论，即应兼顾公平与正义，重塑政治信任，并实现土地增值利益的共享。

简介：从我国发票监管法律制度设计看,无论是手工发票、网络发票,还是电子发票的规定,都体现了政府＂全能型＂的监管职能,是典型的政府识别型发票制度。发票政府识别的本质在于税控目的下的发票形式真实性识别,这导致了复杂多样的造假与偷漏税手段、放大了监管成本。对政府来说,设计一个有效的发票制度,关键不在于通过＂控票＂参与经济交易本身,而在于如何设计一个发票监控机制克服交易信息的残缺问题,以同时满足不同使用者的均衡化利益需要。因此,发票监管法律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在于：摒弃发票形式真实性监管的行政化理念,回归交易自治型发票制度来重新设计发票的税控功能。

简介：西方学者威廉姆·露西教授认为：作为作出判决过程的审判首先应当是一个“合理的过程”，即审判应具有合理性、满足合理性备件。同时，审判作为能够引发国家强制力释放的行为必然应具有合法性。审判是法的实现的一个环节和独立的过程的前提，审判的作出具有理由；理由的归类即具有“真理由”；通过理由的衡量找出“不容辩驳”的理由。作为“合理的过程”的审判之“合理”体现在简单案件和复杂案件的审判中。

简介：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使我国原有的诉讼格局从随时证据提出主义向适时证据提出主义的方向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但是，从举证期限制度的角度就适时证据提出主义对我国现行的诉讼基本框架进行界定，在目前的立法和诉讼实践当中已成为焦点问题。为此，有必要结合国外的有关基本模式，对现行《民事诉讼法》的修订进行研讨、论证，并且提出了相关的立法建议。

简介：当前我国反腐败工作中践行＂打虎拍蝇＂策略,成绩巨大,效果突出。但在微观刑事政策的理解执行上存在一定偏差,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法律解释适用上存在一定错误,可以而且应当在＂打虎拍蝇＂中切实纠正。从刑事政策的系统关联性原理审查,当前＂打虎拍蝇＂必须有所顾忌,必须同＂依法治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协调,必须坚持现代刑事政策＂三大一小理念＂、＂两个至上理念＂和＂单项校正理念＂。从法律解释原理审查,当前＂打虎拍蝇＂中必须适度协调好刑法解释的保守性与适应性这一对矛盾,处理好刑事诉讼法解释的刚性与弹性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对于关涉公权力条款的过度扩张解释的做法必须加以批判和纠正,而不是轻描淡写的商榷性批评。

简介：法治的原则和精神要求刑事政策在防控犯罪时寻求与法律的和谐发展，不能超越法律的界限。我国目前的刑事政策因理性架构的缺失，阻碍着法治建设的进程，很有必要对之从宏观和微观上进行重构。就微观层面而言，须重视刑事政策要素内涵调整、机制与原则确立、渊与流的合理协调；就宏观层面而言，刑事政策理性架构的核心在于刑事政策要自觉地沿着法治化的道路运行，刑事政策的制定和运行要纳入法治的框架，在法治的大视野中予以把握。

简介：中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批准逮捕权是法律监督权的组成部分，审查批准逮捕权由检察机关行使是由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性质决定的，由检察机关行使批捕权，可以防止批准逮捕权的滥用，符合中国的国情。

简介：大气环境容量资源作为一种稀缺的公共资源，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导致其在资源配置中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需要国家以经济法的形式干预大气环境容量资源配置。考虑到政府干预界限应该与法治能力相一致，大气污染控制制度设计应界定政府经济人界限，合理进行收费权、处罚权等部门配置，避免部门争权夺利而影响监管效率；界定经济法干预成本界限，定量化对比政府干预行为的成本与收益，选择理性干预；加大大气控制制度处罚力度，处罚数额高于其治污成本的2倍以上，保障制度的有效性；实现大气污染总量控制，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技术进步，有效控制大气污染，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简介：数学思维对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逻辑体系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而西方文化逻辑就主要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逻辑体系之上。由于西方的数学是演绎数学，具有形式化的特点，所以，建立在演绎数学基础上的西方文化逻辑便具有注重形式化的特点。西方文化逻辑对西方文化中的所有学科都有影响，法律也不例外。西方的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演绎数学的基础之上，所以，受思维方式影响的西方法律也必然具有形式化的特点，即注重法律形式合理性。由于数学是理性的化身，所以，近现代西方法律理性化的结果使法律得到了数学理性更深的改造。数学思维虽然不是近现代西方法律形式合理性形成的唯一影响因素，但无疑是决定性的影响因素。

简介：<正>司法监督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行政控权手段。在我国,对行政权的司法监督乃是一个新课题,是整个行政权监督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本文将从我国实际出发,联系西方发达国家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司法监督的理论与实践,着重就行政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得出有借鉴意义的结论。

简介：应否采用审批制的规制手段是网约车行业监管的热门议题,该争议的症结源于不同的价值取向。具体而言,经济学与传统法学理论对审批制功能的认知存在差异：经济学主张行政审批（或者说准入控制）,最主要的功能应该是解决资源无法最优配置的问题;但法学理论更加关注行政审批在维护公共秩序方面的作用,强调其防范危险的功能。而争议无法调和的深层原因是审批制具有难以忽视的负面影响,它扭曲市场机制、诱发＂权力寻租＂、增加行政成本,对经济学追求的＂效率最大化＂造成严重伤害。另一方面,支持者从维护客运安全、维持现有交通秩序和防止垄断等方面维护审批制的合理性,但却忽视了其成本收益的不匹配性。因此,将网约车行业从审批制中解放,转而寻求更为高效、低成本的规制手段,才是扶持行业发展的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