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以文化的功能论视角来分析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会发现非宗教与非国家意识、司法伦理的人性情理因素以及静的法律秩序等本土文化根源促进了刑事和解在个人利益（减少刑事处罚和增加赔偿数额）与社会影响（国家维护社会秩序与保障其他公民权利）这一矛盾中寻求平衡，该制度成功之关键在于中国人的情理伦理及本身所具有的个人与社会的两面性。为此，实践中，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与完善也应通过受害方、加害人利益伦理的诉求和真实意思的表达、司法机关的职权因素与主导意识以及国家或者社会的伦理需求与价值评判三个阶段来实现。

简介：构建和分析嫌疑人的社交网络结构有助于深入研究嫌疑人信息传播的规律,从而获取更多嫌疑人作案线索。现有的社交网络的相关度设计多忽略数据属性,本文将数据属性引入相关度中,并改进相关度数量值计算模型,提出了一种适用于手机实联系数据,通过数据属性与数据数量二维度相结合来描述手机拥有人与手机中存在的联系人间的相关程度的模型,我们将其定义为二维相关度模型。最后结合数据可视化技术分析嫌疑人社交网络。研究表明此方法能够有效的反映嫌疑人与联系人之间的相关程度,形象直观地呈现社交网络图,并能更有效的挖掘嫌疑人社交网络的隐含信息,更有利于工作人员后期工作的展开。该研究为分析嫌疑人社交网络提供了新思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简介：文章运用唯物辩证法,揭示了国际法的基本矛盾,即战争与和平的对立统一.在这对矛盾发展过程中,国际法的三维结构依次呈现:国际秩序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国际人权的生发;国际人权潜伏的危机激发国际法向自由个性阶段演进.文章最后论证了国际法与科学社会主义契合的可能.

简介：涉及共有财产权的纠纷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多样的诉讼形态,有必要进行类型化分析,以便为实务上的程序操作提供指针。因共有财产权受到侵害而引起的诉讼原则上都应为共同诉讼,但基于物权行使排除妨碍请求权的情形允许共有人单独起诉。此种情形在诉讼法的学理上导致“不可分”的固有必要共同诉讼转化为“可分可合”的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亦为《民诉法解释》第72条修改此前相关规定的原因之一。此外,因共有权人内部纠纷引发的共同诉讼形态中,某些情形下部分共有人能够成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还有通知与争议对方存在利益一致性的部分共有人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可能性。牵涉到共同共有的财产且共有人为被告时,原则上全体共有人都必须共同参加诉讼。按份共有人只有当纠纷不会牵扯到他人份额时才例外地不必作为共同诉讼人。

简介：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金融服务立法处于国内法与国际法共存的局面,但从其发生顺序考察,国内法是原发的、在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国际层面的立法则通常在国际组织的推动下进行,其法律功能主要在于协调国家(政府)之间的金融监管关系,而在协调关系的表象之下隐伏着一对基本矛盾——源于金融市场流动性本质的国际化趋势与各国政府相对分隔封闭的监管体系之冲突。在国内法与国际法二元法域的背景中,国家、市场、法律是决定金融服务国际立法政治结构的三种力量,这种构造特点使金融立法演进路径不仅仅依赖于市场。对金融服务国际立法进行结构分析的理论意义在于,纠正当下的学界在讨论金融危机时,将注意力过分集中于市场因素的主流分析范式。

简介：目次一、共识匮乏与争议案件二、'寻求共识'与'诉诸强制'的二元命题——以冲突的社会控制为分析线索(一)爱斯基摩人的例子(二)伊富高人的例子(三)基奥瓦人的例子(四)切依因纳人的例子(五)阿散蒂人的例子(六)小结三、何种共识?何者之共识?——裁判可接受性命题在当代中国之展开(一)裁判可接受性命题的公众之维(二)裁判可接受性命题的当事人之维四、共识何以可能:方向及路径五、余论

简介：2010年10月,法国巴黎刑事法庭对法国兴业银行（SocieteGeneraleSA,以下简称＂法兴银行＂）交易员＂热罗姆·科维尔（JérmeKerviel,1977-）作出了有罪宣判,认定他＂滥用信任＂、＂伪造及使用虚假文书＂和＂侵入信息数据系统＂三项罪名成立,判处5年监禁、缓刑2年,并赔偿法兴银行49亿欧元的损失,终生不得再从事金融领域的工作。2008年,法兴银行爆出丑闻,

简介：'德文、数学和历史的高中毕业成绩决定了一个人是否具有从事法学研究的天分'。维尔纳·豪恩在其三次担任哥廷根大学法学院院长期间在新生开学典礼致辞中如是说道。毫无疑问,他自己便具有这一天分,并对历史尤为感兴趣,这促使他最终选择了从事法学研究。

简介：在《法学家茶座》第二辑的第83页有这样一句话：“……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美国的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他对法律家(lawer)这个阶层对社会的功能做过很好的分析。”这其中有一处小错误：托克维尔并不是美国人，

简介：民事检察是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活动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几乎各国法律都有涉及,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为我国民事检察之发展注入了新血液,在这些新的变化中我们看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事检察制度的元素与影子,更看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中西方民事检察之间的互通,即我国民事检察制度正逐步向着维护公共利益的方向拓展、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延伸、向着开放性的方向变化,这些正是此次新《民事诉讼法》给予我国民事检察制度最新的诠释。

简介：法治是民主政体的最理想的状态,是法律化了的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就是政党政治。因此,一个国家法治理想的能否实现关键就在于有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政党体制,或者说其法治建设就是这个国家形成与法治社会相一致的合格的、合理的政党结构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核心是使政党的活动民主化和法治化,它不仅要求执政党领导人民建构一套科学的法律体系,而且要求使政党的活动纳入法律的轨道。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法治国家的建设就是政党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建设。所以,我们应从政党的角度来思考法治国家建设问题,并把"以法治党"作为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目标。

简介：采用将头部不同断面进行三维重建及可视化构成其三维图像的方法,进行个体识别同一性认定的方法,可以提高法医临床学中个体识别的准确性.研究表明,这种方法可以很容易地识别个体.但是在效果上,由于三维重建技术还不够成熟,重建结果有时不理想.相信重建技术较大提高后,用这种方法一定可以更容易、更准确地进行个体识别.

简介：去年暑期，我应邀在德国汉堡大学访问。8月初，我从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例行发给的半月快讯上，最先获悉赵维田先生逝世的消息；回国后得知先生病故的详情。我实在不能相信先生已远行。我与先生认识不过6载有余，也许是学术兴致相近，居然一见如故，结下忘年之交。如今，先生已逝，情谊永存，令人难以忘怀。

简介：3D人脸图像数据库广泛应用于计算机视觉、动画绘图设计、医学等很多领域。在法庭科学领域,采集三维人脸图像并建立数据库,可进行人像特征分类、统计人像特征的分布以及训练人像模型,这些分析是人像比对和识别的基础。与传统的二维数据库相比,三维（3D）人脸图像库能够提供更多信息,例如,三维人脸图像的空间结构和形状包含多视角轮廓。3D人脸图像采集方法包含多视角几何信息的方法、结构光的方法和3D扫描仪的方法,这些方法有不同的采集设备和环境。国内外已经建立了几个有代表性的3D人脸图像数据库,例如MPI实验室的MPI和BJUT的BJUT-3D,但这些库在分辨率和精度方面尚有不足。本文首先回顾了MPI、BJUT-3D数据库和它们的采集环境,然后对建立中国人的高精度3D人脸图像数据库进行探索研究。用彩色手持三维扫描仪（ArtecSpider）采集了1100个3D人脸图像,这些图像包含彩色纹理和深度信息（几何形状和点云）,每个人脸图像的几何形状的采样点数目超过2000万,三角面片数目超过4000万。与BJUT-3D人脸数据库在人脸形状、分辨率和纹理等方面的比较结果显示,本研究采集的人脸图像有更高的精度,在嘴巴、鼻子、眼睛等方面比其他数据库中的人脸图像显示了更多的细节。建立的数据库将会支持在3D人像识别和算法评估方面的进一步工作。

简介：近日，包括维基、谷歌在内的大量站点为抗议SOPA法案宣布关站，并在首页挂出了反对宣言。到底SOPA是个什么法案，为什么会激起这么多网站的不满？

简介：传统侵权法强调其补偿功能,对于损害之理解持差额说的观点,因而将损害仅限于损害结果即行为人给他人所造成的不利后果,侵权行为未造成实际损害者,则不产生侵权责任的负担。然而伴随侵权法损害观从差额说到规范损害说的过渡,以及近代以来侵权法预防功能的加强,侵权法上的损害已然突破实际损害的限制,发展至包含损害结果、侵害行为和损害发生之现实危险的三维状态。

简介：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化,新的社会矛盾不断出现,新的社会利益群体逐渐形成。不同的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的内容不同。畅通公民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关系到30多年来改革的成败,也是衡量政府执政理念的一个重要标准。文章就完善公民利益表达机制,实现社会持续稳定进行思考并提出相关建议。

简介：引言周强院长指出，加快信息化建设，是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推进人民法院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深化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强大动力，是实现公正司法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的现实需要。信息化建设是实现司法公开的重要载体，是司法公开的助推器。

简介：正本刊讯为了有效维护社会稳定,湖北省通城县人民法院从四个方面入手,把信访维稳工作作为头等大事抓细抓实,力争以和谐稳定的司法审判工作实绩喜迎党的"十八大"。一是制订《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应急预案》。要求各部门

简介：法律行为,特别是司法行为的符号与仪式要素,使得其具有强烈的戏剧化特征,这种戏剧化特征服务于法律需要拥有权威这一本质要求。法律的权威基于人们的服从,除了摄于强制的服从外,人们的自愿服从由何而来呢?这需要人们将法律权威的指令内在化。有一种广泛流传的观点认为,这种内在化需要得到法律信仰的支撑,并且,法律戏剧化的目的就是为了唤起人们的这种信仰。本文将指出,以唤起法律信仰为目的的戏剧化并不适合以祛魅为特征的现代法制,对信仰的追求应当转向对信任的追求,在中国情境之下,信任对法律权威的建构尤其重要。为此,本文以拟剧论为工具,通过法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共融,对笔者称之为"神话剧"和"生活剧"的两种不同的戏剧化形式及其代表的司法模型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后者更有利于建构以信任为基础的法律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