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贿赂犯罪体系是否协调、完善和科学，事关惩治和预防腐败犯罪的成败得失。我国已经正式成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对照该《公约》的规定，我国的贿赂犯罪体系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在坚持科学性、系统陛和可行性相统一的前提下，重构我国的贿赂犯罪体系，完善贿赂犯罪的相关规定，就显得现实和迫切。

简介：当今世界的死因调查制度大致可以分为独立式模式与附属式模式两大类。我国的死因调查制度完全附属于刑事诉讼,并不存在一套独立、完整的死因调查制度体系,且由侦查机关完全主导,导致了程序逻辑上的悖论和结构上的失衡,在部分案件的实践中造成了司法公信力的弱化。普通法系的死因裁判制度具有独立性强、程序公正、社会参与度高、司法公信力强的优点。我国可借鉴普通法系的死因裁判制度且结合自身司法体制的特点,确立独立式的死因调查模式,建立死因调查委员会,完善调查程序,使调查结论更具社会公信力。

简介：《民法典（草案）》关于外国法查明的条文，与目前执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意见相比，内容上有了明显变化。设计者可能意图借鉴德国等国的做法，建立一种不同于当事人证明和法官依职权调查的折衷的外国法查明方式。然而在德国，外国法查明所依据的《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93条并不能仅仅从其规则文字本身获得理解；依据学说和判例，德国实行的是严格的由法官依职权查明外国法的方式。我们与其另行寻找其他国家的相关规则作为我国可以实行折衷查明方式的佐证，不如转而探究型塑外国法查明方式的各种要素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并进而审视和检讨相应要素在我国法制环境下的表现样态。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构建新的规则，而是希望引起学界对外国法查明问题的关注及进一步讨论。

简介：扒窃型盗窃罪是《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盗窃罪独立定罪类型，也拓宽了扒窃行为入罪的评价路径。刑法上的扒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行为”。但并不是所有的扒窃都可以构成扒窃型盗窃罪，只有符合“公共场合”、“从他人身上”以及“取得”等标准的扒窃行为才能构成扒窃型盗窃罪。扒窃型盗窃罪作为内涵最为丰富的盗窃罪定罪类型，其外延受到的限制最严格，所以当出现多种类型盗窃罪竞合时，理应首先认定行为是否构成扒窃型盗窃罪。

简介：英国普通法的合同相对性原则有两个层面：第一,只有缔约双方能够起诉或被诉,第二,合同只约束缔约双方。合同相对性原则给英国的海事司法实践造成严重困扰。1855年《提单法》、1992年《海上货物运输法》以及默示合同理论,通过赋予提单持有人诉权突破了合同相对性的第一层面。判例制度中发展出的托管理论、替代免责方法以及代理方法利用合同解释允许第三人依赖提单条款,1999年《第三人权利法案》以法定方式对此予以明确,突破了合同相对性的第二层面。

简介：中国特保机制是我国入世法律文件确立的，自我国入世之日起对我国产生法律约束力的制度。十多年来，特保措施成为关国、印度、欧盟等WTO成员对华实施贸易救济的新手段。中关轮胎特保案在“快速增长”、“重要原因”与因果关系问题上存在激烈争论，最终专家组与上诉机构均作出了完全不利于中国的裁决。中国特保机制即将期满而成为历史，然而中美轮胎特保案中我方未能充分举证的教训却值得我们汲取。中国日后若要在WTO争端解决程序中获胜，就必须充分举证以支持自己的主张。中美轮胎特保案我方的败诉，既给我们以教训，更引起我们的反思．

简介：颜色商标分为颜色组合商标和单一颜色商标，颜色组合商标一般具有内在显著性，而单一颜色只有通过使用确定第二含义才能获得显著性。另外，单一颜色要获得商标注册还必须克服商标功能性障碍。我国商标法律制度中尽管已经规定了单一颜色和颜色组合商标都可以获得商标注册，但商标局和法院对颜色商标的注册和保护采从严的态度。目前我国商标法律制度中关于颜色商标的有关规定尚需完善。

简介：20世纪90年代初，土地制度的变革，使得集体土地的流转经历了一个一波三折的过程，小产权房也随之兴起。作为我国土地制度变革的产物，小产权房涉及到我国经济建设、土地和住房等诸多问题，同时也关系到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和房地产商等多方主体的利益。今年国土部表示将试点清除小产权房，这一决定无疑再次将小产权房推向了舆论尖口。笔者以天津小产权房的现状为背景，对其形成原因进行分析。而对于小产权房的处理，虽说理论界学者和各地方政府相继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笔者却认为小产权房的治理方式在“疏”而不在“堵”，并通过介绍天津“宅基地换房”政策，试图探寻小产权房的新出路。

简介：我国晚近预约实务发展对通说主张的“强制缔结本约实际履行本约一履行利益赔偿”说提出挑战，而与德国和瑞士批判说所见略同，均认为预约救济原则上仅为信赖利益赔偿，但该等主张均仍沿袭概念论构造模式。法之发现迷失在继续僵化和论题学陷阱之间，应在方法上转向类型论。在法的外在体系，辨明预约与最终合同、其他先合同协议、缔约过失及基础性的缔约自由之间的递进式序列关系，并在要件和效果方面一一解构。在内在体系中，沿法律构造和意思自治相角力的主线铺展论题、确定论题之间的关系、提炼案型序列。预约的认定将可依托多维度的类型序列，融贯法之双重体系，预约认定后的救济也将在信赖利益、履行利益乃至实际履行之间获得更大弹性。

简介：实证考察发现,S县常态纠纷的非司法解决体系有四个明显特征,即整体目标的统一性、解纷机构与方式的多样化、政府权力的主导性以及解纷机构的独立性。尽管这一纠纷解决体系能够较好地解决社会中发生的大多数纠纷矛盾,但也明显存在一些问题。从建构和谐社会与探索有效纠纷解决体系的目的出发,未来应该在认清纠纷发生态势、转变纠纷应对观念的基础上,围绕多元化的发展方向、纠纷当事人的主导性以及增进解纷机制之间联动性等三个方面完善常态纠纷的非司法解决体系,以期形成纠纷解决的中国模式。

简介：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构成了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纵横交错的权力关系网络的极其关键性的结点,成为地方参与中央决策,尤其是影响中央转移支付决策的有效途径之一,亦成为中央与地方关系非法治化的表征。机构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是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行地方参与中央决策的制度建构,以地方制度和民主监督的新安排来取代中央的管理职能,即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整顿规范＂驻京办现象＂势必推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进程。

简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强调以顶层制度设计推进环境保护。构建和完善环境公益诉讼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但囿于现实障碍和法律配套制度的不足,环境公益诉讼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基于立法谨慎和其他诸多因素考虑,当前法律体系对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和请求权的规定都较为狭隘,严重限制了环境司法作用的发挥。借助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大背景,通过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制度设计、诉讼模式的分析,结合我国环境立法实际,扩大环境请求权范围是推进环境公益诉讼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进而构建环境公益诉讼维护公共环境利益的独特诉讼模式。作为社会生活中的“百科全书”,民法典理应为环境公益诉讼提供基础性请求权背书和制度支持。因此,当前的《民法总则（草案）》中应增加环境公益诉讼的兜底条款：拓展环境请求权,保护第三方等公共环境利益,突出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模式和环保初衷。

简介：我国新近生效的《网络信息权保护条例》建立了间接侵权制度，它与直接侵权一起构成了’版权侵权制度，具有革命性的影响。但《条例》尚无法完全满足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挑战，这主要集中在法律没有为“双重用途技术”提供普遍化的间接侵权标准。因此，根据我国经济发展之现状，在版权法公共政策目标的指导下，建立以过错为归责原则、以类型化立法为基础的间接侵权制度是具有合理性的。

简介：从农村纠纷解决的立场出发,探讨民间法是什么,同时以纠纷解决的有效性作为识别民间法的具体存在形态。对近几年民间法研究学术报告的考察表明,农村纠纷解决与民间法之关联主要包括农村纠纷解决需要民间法,同时农村纠纷解决为民间法发展提供支撑。因此,农村纠纷解决与民间法应保持相互开放的姿态。

简介：当前，食品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所存在的问题与以下几个矛盾密不可分：食品数量安全与食品质量安全的矛盾、食品质量与食品价格的矛盾、生产分散化与监管分段化的矛盾、处罚问题厂商与行业发展之间的矛盾。为此，有必要实现监管型思维向治理型思维转变、部门独占型思维向合作共享型思维转变、被动救灾型思维向主动常态型思维转变、粗放模糊型思维向精确精准型思维转变。

简介：人类早期的法律最能体现民族的本性,也最能揭示其法律传统的特色。通过对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杀人和伤害行为法律规制的考察,兼与历史发展同期的中国法相对照,我们发现,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主要认可民间解决问题的方法,肯定"私力救济",反映了当时英格兰国家权力因素还没有占据了绝对上峰,社会成员享有较多的"个人自治"空间。中国采取的是自上而下命令式的解决途径,明显带有压迫性,从而扼制了人民权利与自由意识的发展。

简介：《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a是在特定背景下，以德国基本法为根据而单独增加的条款。它采用列举和概括相结合的方式对禁止使用的讯问方法及违法取供的程序性后果作了明确规定。该条文的内涵在德国司法实践中不断得到扩展，目前已经成为德国言词证据收集与运用的基本法则。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中增设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背景与德国当时增设第136条a具有许多相似性，应当借鉴德国做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言词证据禁止法则。

简介：在克隆人的宪法争议中，人性尊严常常是反对克隆人技术的论者所采用的抗辩事由。由于这个极其抽象的概念给解释者留下足够的闪转腾挪的空间，它的具体涵义为何一直存在巨大争议。传统宪法解释理论缺乏事实面向，在这一争议上的表现并不能令人满意。因此，需要反思传统宪法解释方法，在维护宪法文本的前提下，进行后果考量，以结果取向的解释方法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手段。

简介：刑事诉讼意义上的案件包括“行为人”与“犯罪事实”两部分，刑事诉讼程序中所面临的阻碍一部分是由“行为人”所引起，而另一部分则是由“犯罪事实”而引起。刑事强制措施一方面通过排除“因行为人所引起的阻碍”，保全被追诉者；另一方面通过排除“因犯罪事实所引起的阻碍”，保全犯罪证据，以此来达到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最终目的。包含我国在内的世界上多数国家、地区都存在刑事强制措施实体化的倾向：理念上认为刑事强制措施具有教育、惩罚等功能，实践中则对预防性羁押予以广泛适用。在我国未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应当突出刑事强制措施的程序指向性，纠正实体化的错误偏向。

简介：刑事错案观正确与否，取决于我们对司法性质的认识和对司法规律的把握。刑事错案并非简单等同于刑事审判中出现错误的案件，严格意义上的刑事错案限于违背证据裁判规则造成事实认定错误、最终导致无辜者被错误定罪的案件。刑事错案的制度性成因在于法院内部存在院庭长把关、审委会讨论、向上级法院请示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导致“法官不能独立办案”，在于以侦查为中心的职权主义造成公安“有案必破”、检察院“刑案必诉”、法院“罪案必判”的“接力”思维而导致“法院不能独立审判”。刑事错案需要法律的救济和纠正，但应当摒弃“有错必纠”的理念以及由此导致的刑事错案必然迫责．可以通过“豁免制度”保障法官履行法定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