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以前在哈佛大学商学院执教,现任斯坦福大学教授的约翰·科阿曾这样告诫他的学生和客户:“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由权力社会向知识社会、由等级社会向网络社会、由喝脱脂奶的社会向喝2%脱脂奶社会转变的时代,你必须毫不怜惜地抛弃各种妨碍创造性的因素:标准的运作程序、礼仪、行为准则、限制性的品牌形象和对以往成功满怀崇敬的记忆”.事实上,以网络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革命已向人们展示了比以往更丰富、更广泛的生活空间,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加速了社会文明的进程,使我们不得不置身于一个全新的生存境遇之中.全新的生存境遇需要全新的生存战略来应付,这是“知识经济时代”我们面临的最基本的挑战.

简介：国家以因大规模天灾人祸造成的社会特殊状态为起点，构建着灾难的叙事。利用灾难的“将发生”的国家，构建出“被划一整合的灾难”叙事模式；而利用灾难的“已发生”的国家，则构建出“被个别诠释的灾难”叙事模式。国家在构建灾难叙事的同时，实际也利用灾难不断构建与巩固自身的秩序。因所处状态的不同，国家有着“日常秩序”与“特殊秩序”。如果两者的联结是直接的，都隶属于一个统一体制下，那么国家秩序的构建与强化将体现在制度的覆盖性与渗透性上；如果两者的联结必须以国家的出场为前提，那么国家秩序的构建与强化则体现为政府形象得以展示与地位得以加强。作为采用“被个别诠释的灾难”叙事模式典型的中国，为了在完善自身防灾抗灾行动的同时保留自身对每次灾难的诠释空间，需要借鉴“被划一整合的灾难”叙事模式，建立“半覆盖性”的体制，并且将自身的灾难叙事发展得更为立体化与人性化。

简介：<正>林仙健主编、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家政大典》(以下简称《大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家政大典,以下几点可以称道:其一,它是以指导建设中国文明家庭的大典,及时地在第一个“国际家庭年”与读者见面。联合国决定1994年为“国际家庭年”,以后每年5月15日为“国际家庭日”,说明了家庭这个社会细胞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94年国际家庭年”只不过是国际社会宣告重

简介：通过组织化与制度化,现代国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凝聚力.但与此同时,以科层制、理性化之“铁笼”为代表的制度弊端日益严重.官僚制压抑创造力与个人自由,合法性与代表性极易衰减,这些都是现代政治所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以韦伯提供的“理想型/偏差”模式为范本,通过对于理性化过程中人的四种行动类型的分析,可以让我们理解韦伯所担忧的问题症结之所在,发展之可能.韦伯对于现代政治抱有的复杂态度,也与此处所尝试展开的特殊方法关联密切.传统研究对这些方法虽有理解,却阐发不足.

简介：<正>在我国现阶段,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物质文明建设的改观,在家庭方面也发生着变化。(一)家庭结构有了新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1.家庭规模缩少,户均人数减少。我国“六五”规划重点项目之一的“五城市家庭研究”表明;京、津、沪、宁、蓉五大城市中4385户的抽样调查,户均人数为4.08人;农村家庭规模也有缩小趋势,据四川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对2035户农民家庭调查,户均人数为4.52人,若从一个省来看,一九八四年贵州省共有596.1807万户,比一九八三年增长

简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性的庆祝游行是一个内容丰富而驳杂的文化主题，于此，史家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及其政策。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景观，其中首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五一节和国庆节（10月1日）庆祝活动，都是精心组织并有着多重目的的政治仪式：既是打破旧秩序、迎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反传统的节日，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权威的合法化，又是共产主义领导下无数成就的展示，亦是对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毛泽东中心地位的肯定，同时还宣告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存在。尽管受到苏联的影响，这些庆祝游行还是表现出浓重的民族风格。它们也反映了一个国家正在经历着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变化。最终，毛泽东和其他党内高层领导，同时充当着演员和导演，小心翼翼地控制和编排游行者的动作，让作为观众的游行者们在天安门广场上对党和党的主席所取得的成就大加赞颂。

简介：中国人对国际政治中的道德问题的普遍关注，是在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的暴行的激愤中产生的。随即《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开设的“中国对策与选择”栏目，围绕中国应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展开了专家与大众都积极参与的大讨论。讨论中出现的中心议题之一，就是中国在

简介：<正>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只有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上,人才能进行相对自由的创造,因而,人类所必须进行的第一项历史活动便是生产社会财富。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财富的生产和积累只能靠活的劳动和物化劳动的交换来达到。而直接劳动时间和劳动的数量是财富的生产和积累的决定性因素。当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时候,劳动的

简介：<正>认识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活动过程。在认识过程中,主体的生理、心理等各种因素必然要发生各自的作用。研究这些因素对人的认识活动的影响,是认识论的不容忽视的任务。本文试探讨“意志”对主体认识的影响。

简介：<正>广东社会学学会和中共汕尾市市委、市政府于1994年10月25日至28日在汕尾市主办了“广东社会保障与文明发展”理论研讨会。现将研讨会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一、关于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是国家和社会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给予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其内容相当广

简介：文章以作者二十年来对毛泽东个人思想之当代价值的三次思考为主线而展开，指出：（1）不能把毛泽东所确立的革命传统与其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立起来，不能把晚年毛泽东的极左错误与其超越时代的理想主义价值观相混淆；（2）晚年毛泽东的错误与落后民族国家革命后创建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困难直接相关，不能直接照搬经典思想，而是必须从世情国情出发；（3）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须重新定位毛泽东、重新发明毛泽东、重新发现毛泽东的理想主义遗产。

简介：<正>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作出了重大发展,形成了以四个现代化为目标、以经济建设为主体、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核心、以“两个文明”建设为双翼、以改革开放为动力的社会发展理论。而发展观则是该理论的基本特征。这个发展观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简介：数学素质教育(MathematicalEclueation)现在已成为一项独立的社会活动，理论上则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数学素质教育就不能不涉及人的认知，不能不涉及认知理论。实际上，数学素质教育过程也就是受教育者在教育者“教育”下的一种认知过程。所以，数学素质教育与认知理论有密切的关系。

简介：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可以归纳为四种：一是“以西律中”，主张中国走西方的路；二是“以中释中”，主张中国走传统的老路；三是姓社姓资、两军对垒，主张走完全排斥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四是走综合创新的路。前三种路径都是形而上学的，尽管在某一阶段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始终没有能够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选择路径，只有综合创新才是符合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路径选择。对综合创新路径的研究，是当。前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要工作，“马魂、中体、西用”论对于进一步阐述综合创新理论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简介：<正>《反腐保廉与社会发展》一书系统地、全面地阐述了反腐保廉的重大问题,提出了在全社会建立起反腐保廉完善机制的科学构想。该书的一大特色在于紧紧抓住了反腐保廉与社会发展这个热点问题,旗帜鲜明地揭示了不反腐保廉,社会焉能发展这样一个真理,从而使人们认识到反腐保廉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以提高人们自觉投身到反腐保廉斗争中去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反腐保廉问题已经日益迫切地摆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早在

简介：规划编制是研究《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重要视角,可为《农业发展纲要》在编制和实施过程中的成绩和问题提供新的分析思路和解释.《农业发展纲要》是新中国独立编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开端,它明确了中国农业中长期发展指标和主要策略,建构了一些有较大影响的制度,制定过程中比较注意发扬民主,比较注意指标和措施的可行性,但也存在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理论支持和数据支撑缺乏、没有开展正式和全面的调查研究、受最高领导人主观意志主导等问题和不足.规划编制所需条件的不足和编制过程中的诸多偏差,是《农业发展纲要》出现问题客观的、深层次的原因.

简介：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在自然观的演进中具有革命性意义,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实施绿色发展理念的哲学根基,借助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视角正确看待我国绿色发展的目的、途径、原则及境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制度诠释及实践探究,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早在20世纪40年代，冯契就从政治学的角度，将自由主义视为中间阶层的意识形态，并强调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对立。1949以后，冯契曾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学说，认为人的自由在于对必然的认识。80年代末期以后，冯契将自由理论与智慧说相融合，建立起了富有哲学个性的自由理论体系。

简介：<正>新近出版的《反腐保廉与社会发展》一书,有三个特点:一是系统性。这本书从分析腐败的性质、特征、类型入手,进而分析了腐败滋生的根源以及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在此基础上,研究和提出了一系列反腐保廉的对策,例如:掌握反腐保廉的思想武器、构建反腐保廉的社会机制、总结和运用当代中国反腐保廉实践中积累的行之有效的经验、借鉴世界各地反腐保廉实践中采取的可

简介：《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个农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它既是党和政府对农业发展的总体部署,又是党在工作中心转移后对农业发展阶段性的认识成果.《纲要（草案）》充分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农业问题的殷切关怀和期望及对农业发展道路的积极探索.特别是《纲要（草案）》提出的关于新型农民培养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培养造就一批高素质的职业农民,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仍然有着启迪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