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人民币被称为我国的“名片”，它既是我国综合实力的体现，又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技等的综合反映。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一国流通中货币的整洁度是衡量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由此可见，提高人民币的整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为了彻底改变博

简介：8至9世纪是日本律令制的全盛期,国家通过律令统筹管辖疫病预防和救济。律令实施之初,以医疗为主的救济曾被严格实行,然而在735至737年天花大流行的催化下,疫病救济措施向赈给等经济手段转变。自奈良时代中后期开始,律令医疗体制暴露了诸多问题,国家虽加以改革,然收效甚微,且使律令医疗体制更加孱弱。同样,使用经济手段的救济,也暴露出了地方官员失职等诸多问题。面对这些难题,朝廷在疫病流行之际不得不更多地依靠社会自身的力量,鼓励民众摒弃陋习,积极参与到本应由国家统筹的疫病救济之中。这是日本律令体制开始走向弛缓的重要标志之一。

简介：郑樵在其所着的《通志·艺文略》中将道家分为二十五个小类，囊括了老庄与道教；然而，在同书《校雠略》中，他却对道家与道书不分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有编次不明之虞。本文由此矛盾处着眼，从纵向与横向、内部与外部，对明代以前官居私书目中道教典籍的卷帙篇幅、类目序列进行系统梳理。具体而言，可分为“大、小道家”两系，其交织错落、争相竞逐之时，正在唐宋。及至南宋，“小道家”重新回归主流，郑樵之《通志》则正当转折之时；《宋史·艺文志》中佛、道典籍着录位序的逆转，也是道教地位下移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在建构方面，官私书目中所营造出来的佛、道格局，也与真实之情形有殊，存在刻意拔高和放大道教的倾向；其与道藏目类系统的离合，亦可分为两个系统，在宋代呈现出存古与趋新的不同面向。

简介：敦煌藏经洞中出土的古藏文经卷中有印度史诗《罗摩衍那》藏文译述本，共三件，卷号是：S·T·737，P·T·981、P·T·983。此本将《罗摩衍那》主要情节作了译述，是今知该史诗最早外文译本。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东汉明帝（公元58-76年在位）时，蔡倍至印度研究佛学归来，在洛阳建寺译经，中国开始有汉译本佛经。

简介：“致籍”和“出入名籍”同属于出入关文书系统,学界之前对二者格式分类界定模糊。随着肩水金关汉简（壹）、（贰）简文的公布,有利于推进对此问题的研究。“致籍”多由传发放机构提前转送至关口,以供关吏核查持传、符者是否本人。它包含原文通知性文书以及出行人员名单附件。学界对出行人员名单附件格式归类尚不统一,以金关简出土名籍简为基础可大致将其分为四种类型。“出入名籍”与“致籍”格式有类似之处,但不属于同一种文书,它们关键性区别在于“出入名籍”上会有明确的出入关记录文字。“出入名籍”分为单人出入关记录和多人同时出入关记录。后者应只有一件致籍通知文书和传文书,关吏可能会将多人名籍编连在一起,只在其中一枚简之上附记出入时间。

简介：面对日益严峻的＂垃圾围城＂态势,传统的环卫设施布局规划思维僵化、管控乏力,难以应对历史城镇复杂的空间格局,且无力缓解邻避效应,逐步陷入实施困局。以浚县为例,从实施建设中的具体问题入手,探索新形势下的动态、协同、精细化规划模式,积极推进公共参与工作、科学决策模式,优化设施适应性供给标准,并构建＂一张图＂管理平台,力求促进设施建设健康有序、城乡社会公平正义。

简介：清朝在东北蒙地推行盟旗制度,乾隆中后期后,随着移民的不断涌入,清廷“借地设治”,建立起一批内地型政区。这之中长春、昌图二厅(府)就是最早出现的两个内地型行政建制。此二厅在行政建制上均经历了由理事厅到抚民厅的发展阶段,并最终演化为吉林长春府与奉天昌图府。在职权范围上,长春、昌图二厅(府)也由建制之初只管理民人事务,发展到政务几乎无所不包(地税等除外)的内地型州府。通过对长春、昌图二地设置之原因、行政变迁之经过、后续之影响的考察,可以略窥东北蒙地行政建制变迁之概貌。

简介：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新庄镇中心敬老院是西宁地区唯一供养回族五保老人的敬老院。39岁的唐海普原籍山东青岛。11岁来到父母工作的青海省大通县，从此扎根高原。作为一名普通共产党员。从2008年担任新庄镇中心敬老院院长工作以来，这位汉族院长带领藏、回各民族工作人员，悉心照顾敬老院里的回族五保老人，用心血浇灌出一朵耀眼的民族团结之花。

简介：1934年6月，监察院弹劾顾孟余，史称“顾案”。顾案本质上是孙科与于右任联合反汪的一次尝试。汪精卫利用中政会通过三项办法予以反击。蒋介石迫于国内政治形势的需要，于预顾案，实行“袒汪抑于”的政策，支持汪精卫。最终，顾孟余不仅免于惩戒，在三项办法存废问题的角力中，三项办法得以保留。顾案的发生及善后，意味着在特定形势与条件下汪很大程度上拥有政策的主导权，蒋反而是处于被动支持的另一种局面。

简介：洪水神话在世界各地的流行引发了很多学者的关注，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不同的理论阐释。后结构主义时代，神话、传说与历史的界限被打破，它们作为叙事被放在动态的社会进程中进行考察。借用埃莉诺·奥克斯和莉萨·卡普斯有关“活态叙事”的研究以及卡尔·林达尔“灾难传说”的研究，提出洪水叙事和灾难叙事的概念，并以2013年山西临汾洪洞的水灾为个案，研究洪水过后灾民对于水灾叙事的表述以及他们利用灾难叙事反映并构建现实以及重建社区的过程。

简介：宣统三年（1911）四月，吉林省城吉林市发生了一起特大火灾。引起这场火灾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城市建筑风格不利防火，二是消防力量相对不足，三是官府扑救不力。火灾结束以后，吉林市进行了以消防为中心的城市重建。在政府统一规划下，拓宽街道，制订临街房屋样式，限制各种易于引火的木制品的使用，还制定了其他一系列加强消防的办法。社会各界也开始创办各类民间救火组织。

简介：“沙田”是一种特殊的土地形态，多位于沿海沿江地区。江苏崇明境内的沙田面积广大，且较为集中。自明清至民国，崇明县沙田的管理控制状况纷繁复杂，体现了国家对沙田土地制度和地方民事秩序的调整与改变，其总体趋势是国家权力对地方社会的控制愈来愈强。沙田区域在明清时期为国家法律所承认的特殊民事行为，到民国时却显得越来越非法，但在实际操作中，而又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国家的许可或默认，逐渐成为一种潜在通行的民事习惯。民国政府对此民事习惯态度上的不够明确，表现出中央和地方以及各级机关施政的差异。

简介：商人组织在制度塑造中的作用是行业协会商会史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对1920~1930年代天津检查准备案的探讨,透视了民国时期政府、商人组织在制度塑造中所表现出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在制度塑造过程中,政府与商人组织之间并非简单的＂二分法＂式权力替代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界限,而强制力在这种界限的划分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强制力缺失的情况下,作为行业共同利益代表者行业组织并不总是能有效地推进制度塑造,其在制度塑造中的作用最终取决于理性个体之间的博弈。

简介：宋明以来，随着粤东地区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随之而出现的“峒寇岛夷”问题，一直是国家和地方政府难以解决的一大问题。但至清初“复界”以后，地方社会趋于稳定，经济文化出现了长足的发展。对于这种社会变迁，陈春声、黄挺等时贤已有相当深刻的研究。陈春声教授认为，“大致从明嘉靖至清康熙的一百多年间，是潮州乡村社会逐渐被乡绅阶层控制的重要转折时期。”但对于乡绅阶层的产生及社会转型的细节和内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而且他们的分析多以沿海的韩江三角洲为参照，对于广大内陆山区则关照较少。

简介：本文利用敦煌文书中所见的写经题记、经济及诉讼类文书,对中古时期敦煌百姓的婚变现象作了分析,并对以女性为中心的丧偶、守寡及再嫁问题进行了详细考察.中古时期的敦煌一般女性在亡夫之后,感情和生活大多陷于困顿;而在这之后不论选择独身还是再婚,她们的行为都能为当时的社会所接受.由此揭示出敦煌百姓的婚姻观念,在女性的守寡或改嫁问题上没有特别的要求和唯一的标准.

简介：1933年8月25日，发生在四川西北高原的叠溪地震（里氏7．5级）是一次巨大的灾难。这次地震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对富饶的成都平原构成了很大威胁，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灾难发生后，川西民众依靠自己的力量抗灾自救，以四川军阀为主要力量的四川地方政府也为抗灾重建进行了努力，川西各县的工商界、知识界、宗教界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中央政府的态度和中央机构的反映，则有些冷漠。

简介：本文将以天命初期爱新国对明关系的历史记事为中心，系统对勘《满文原档》《满文老档》《武皇帝实录》满汉文本、康熙重修本《高皇帝实录净汉文稿本与定本、乾隆修订本《高皇帝实录》满蒙汉文本、《满洲实录》满蒙汉文本及《皇清开国方略》汉文本，考察其书写、改写及最终凝成的过程，并讨论各史籍间的承继关系及其史料学性质。

简介：徽州汪华在宋代被称为“新安之神”，“忠烈庙殿遍江浙”，其神话故事主要有受孕时的感生神话、少年时代的青龙神话、青年时代的东灵神话、归唐时的天文故事、死后的九子神话、四十二件灵应事迹、叱瘟神话、庚辛之厄等，具体展示了唐宋时期汪华神的形成、发展和徽州的社会变迁。

简介：殿试是科举考试中最高一级的考试。在小说中，作者的兴趣点不在殿试本身的流程，而是在名义上的考官——皇帝身上，这与始终纠葛在明代科举以及科举中人意识中的“科举”与“察举”两种选士方式有极大的关联。基于对现实科举的不满，小说中的“察举”成为士人在科举失意时的另一种寄托，而与“殿试”是科举的最高层次相同，天子御试也是这一寄托的最高理想。前代的优越制度，再加上前代的圣明之君，两者的叠加共同构成了小说作者对于“察举”的完美想象。此外，在小说中还大量存在由官员实现的察举，这可以视为迫于现实对科举理想的改造。更大的改造在于，在官员所进行的察举中，用来判断士人才能高下的却是科举考试中的“举业”。小说作者理想中的“察举”，并不是前代圣明之世完美体制的复古，而只是程序更为繁复，但结果却对士人个体更为有利的“科举”。

简介：1920年代以后,以球类为代表的西式休闲体育开始渐次超越学校之推展场域,继而走进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不同社会阶层对于体育迥然有异之观感的背后,是经济地位之差异所致。上流社会群体在日常生活中从事的体育运动带有精英之特点。对于以记者、警察为代表的机关事业单位群体,体育运动的用途体现的是统制性面向。对于以工人为主的社会底层群体,体育运动成为避免工人嫖赌以及增加工作效率的规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