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观场景下，转型时期的中国司法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模式，其功能正从单纯的解决纠纷走向为基层社会提供规范供给，重构基层社会规则体系，强化基层社会制度的正统性基础这一关键层面。这种新的司法模式不仅要求将法官个性化的办案经验体系化，以解决具体的纠纷，而且要促使基层社会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相互尊重与合作，最终达成一种立基于多元规则相生共存之上的规则共治。

简介：<正>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由元素(原子)构成,元素又是由基本粒子(质子、电子)等构成。由于不同性质以及数量的基本粒子,按照一定规律,组成不同结构,时时刻刻运动变化,从而生成纷纭多姿的花花世界。《周易》有一个辩证符号系统,由相反相成的两个被称为“爻”的符号(“一”和“——”),组成反映客观现象的四个“象”和八个“经卦”,再由此经卦两两相合,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用以表达先贤对世界的认识,反映复杂多变的自然和社会现象。创立爻、卦的伏牺以至文王,未必知道世界是由基本粒子和元素构成,然而《周易》的符号系统及其辩证演变规律,则是与客观世界的基本粒子构成元素,元素构成不同的物体及

简介：“新民”，是儒家思想中固有的观念。从《尚书》到程朱思想，“新民”被古圣先贤反复讨论和提倡。而在近代，“新民”被梁启超再次提出，并成为席卷社会的一股社会思潮。“新民”究竟具有怎样的含义，使其跨越新旧不同的时代而愈倡愈新？本文主要通过对比传统的“新民”之义与粱启超提出的“新民”之义的异同，从而去理解梁启超的“新民”在新时代的意义。

简介：“无为而治”是老子治国思想的核心主张。这一政治主张不仅有其特定的哲学内涵与历史成因，还与先秦其它各家的无为思想也有着根本的区别：一方面，在同属道家体系的内部，老子认为君臣俱可休息于无为；庄子则认为，君主固然可以“无为”，但臣下则必须“有为”。庄子的这一思想还同时影响了法家韩非一派的“元为”观。另一方面，老子与儒家孔子“无为”的差别，则更多地体现在一种治国理念上的“道治”与“德治”截然分殊。

简介：从先秦至西汉武帝时期，《周易》经历了从“卜筮之书”到“经书”，从“稽疑”到穷究“天人之道”的转变。西汉初期属于祖师《易》阶段，诸位祖师多著有《易传》，它们为西汉中后期经学《易》的成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汉初易学以自然哲学的阴阳天道观为主导，而包含了对于人事的说理。可以确定，帛书《易传》的制作晚于今本，且前者对于后者的抄录现象十分严重，而汉初诸《易传》可能也是如此。武宣时期，《周易》不但在朝廷及精英的层面上实现了“经书”性质及其地位的大转变，而且其师法和家法的传统亦得以迅速确立和展开。自丁宽至于施、孟、梁丘三家，《易》章句之学兴起，彼时的章句简明扼要，不过“训故（旨趣）举大谊（义）”而已；而随着京氏《易》立于学官，《易》阴阳灾异说也泛滥于元成之世。哀平时期，《易纬》诸书兴起，它们是谶纬思潮流行的结果。此外，《易林》和《太玄》二书也值得重视，它们既是仿经之作，也是造经之作，同时反映出汉人对待经典的态度。

简介：宇宙论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重要内容。纬书的宇宙论以《易传》的宇宙论为基本构架，融合了道家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宇宙论。纬书的宇宙论是中国古代宇宙论思想发展的结果。宇宙论是道家思想的重要内容，老子首先开创了中国的宇宙论传统，《庄子》、《淮南子》等书中继承和发挥了老子的思想。新出土的《太一生水》、《恒先》都属于道家系统。纬书的宇宙论正是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简介：WTO的反倾销守则是在其成员国共同参与,尤其是吸收和借鉴欧美反倾销法的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而形成的,它的规定虽然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欠缺,但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完善的,其为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反倾销立法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范本.我国入世以后,随着关税壁垒的逐步破除,反倾销措施将成为保护民族产业的一项重要法律手段.因此,如何结合我国反倾销的具体情况,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法律,使其逐步与国际接轨,是当前的一项重要课题,作者在本文中将对此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并提出个人的看法.

简介：齐景公三十一年，孔子在齐闻《韶》后，如痴如醉，感慨万千，进而给予了高度评价和热情推介。这充分证明了齐《韶》在当时确实具有无穷的魅力。孔子赞美齐《韶》的核心是内容极“善”与形式极“美”。那么，齐韶的内容到底“善”何处？其形式又“美”在何处？本文进行详细的探讨。

简介：在儒家思想中,仁是个体对自我生命的体悟和自觉,具有个体性。天命体现社会历史文化的核心价值,具有普遍性。理论上,仁发生的个体性与人格评价的社会性之间存在张力,如果一个人一味本着良善的初心做事而忽视社会价值追求可能最终成为不了君子仁人。在孔子,仁心发生后由天命引导,使个体仁心能够与社会良知结合,形成完整的道德成长机制。但是,孔子之后不少儒者虽然对仁的道德主体性大加弘扬,却忽视了天命在仁的实现中所产生的引导与规范作用。所产生的后果是,仁独自承担起自我做主的道德责任,同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道德意志的任意性。因此,天命作为社会道德的普遍原则能够也应该为仁的发展与成就提供保证。

简介：<正>进入十六世纪,朝鲜时代的知识社会,几乎所有学者都关心以敬为基本的学问与实践问题.虽然性理学体系,基本是力主“敬”的,但在实践中力图体现“敬”的风气在儒学文化中唯在朝鲜独见,而且,在学问与生活中力图全面实现“敬”精神也是从退溪李混(1501—1570)开始的.退溪在与郑之云(1509—1561)共同制作的“天命旧图”和自己修订改作的“天命新图”中,都把“敬”放在中心位置上,而且在“圣学十图”中也“皆以敬为主焉”(《退溪全集(上)》第203页).

简介：文王卦位是以中国原有的时空观念为基础,适应占筮需要形成的.最迟在西周之时,先后形成了四时与四方相配的时空统一观念,以及五行顺次相生观念.文王卦位的安排,首先是将四时与四方相配延展为八个时段与八方一一相配,然后据八卦的卦象、卦德排定其时位与方位,理解时位是理解卦位的关键.在卦位的安排中,很可能已考虑到五行的循环相生.这种卦位说形成于古经成书前,在观象系辞中利用了这种卦位说.

简介：

简介：<正>朱熹一生编著过《资治通鉴纲目》、《宋八朝名臣言行录》、《伊洛渊源录》等多部史书,创立了我国纲目编年体史书新体裁,开拓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他用理学统率史学,这一思想被后世奉为圭皋,捧为正统,影响极其深远。研究和剖析朱熹的史学思想,其意义不仅止于填补朱熹学术研究的一个空白,更有助于把握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整个史学的发展。

简介：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的依据有两类：一类是理念依据，包括平等，自由，社会合作诸项理念，另一类是现实依据，包括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这两类依据规定了现代公正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规则，忽略其中的任何一类或一项依据，对于现代公正的理解都会流于偏颇，完整地理解与把握现代公正的各项依据，是确立现代公正基本内容与基本规则的必要条件。

简介：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及其学派,在丰富的类推实践基础上,通过对事物间的类同和类异的考察,概括出了推类的称谓,明确了类推重"类比"的逻辑性质,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和语言全面地阐述了有关推类的思想,并形成了一种完整的理论形态,从而使类推成为中国逻辑传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推理类型.但由于墨家的类推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是在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政治思想交锋,即"辩"中形成和发展的.因此,它又凸显出服务于政治伦理的价值取向和人文性、语用性的色彩.虽然推类也具有由"所然"进到"未然"的认知形式,但这是它的"弱势",它的"强势"是描述、论辩、说服.所以,它所探讨的推理形式与思维内容相结合,所阐发的逻辑思想与政治伦理观点相结合,它是带有中国思想、文化、语言特色的中国古代逻辑,亦是墨家推类思想的主要特征.

简介：文本的零散性使其表面上看来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易学史上所诠释出来的意义却丰富多彩,那么的这许多意义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意义的来源有三个方面,即(一)天地赋予以意义,这就是的天地意义;(二)符号(卦爻符号和文字符号)之间的逻辑关系会产生意义,这就是的逻辑意义;(三)人类将自己的认识投射到上而形成的投射意义.的这三大意义及其来源有着中国式的独特学理,即使是专门研究文本意义的西方解释学对之亦不能完全加以解释.

简介：<正>(一)舆论是一种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社会力量,可以说舆论活动同人类社会有着同样久远的历史,而语言和意识的产生则为舆论活动准备了最起码的条件。在远古原始人类社会中,既没有国家,又没有其它管理机构,因而也就不存在法律道德规范,但舆论却已作为一种当时唯一的社会控制手段出现,起

简介：1993年5月16日,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与本刊邀请在京的部分专家、学者就“心性之学”进行学术座谈。参加这次学术座谈的有:马振铎、王国轩、孔繁、冯增铨、齐儆、刘长林、朱青、吕大吉、孙长江、牟钟鉴、辛冠洁、何成轩、余敦康、冷传生、吴兴中、赵健民、张立文、张安奇、姜广辉、李存山、宫达非、胡伟希、傅云龙、董光璧、葛荣晋、默明哲、徐远和、方江山等共三十人。会上,学者们就“心性之学”的内涵、基本范畴、历史演变及其现代意义展开了充分讨论。现将会上一些专家、学者的发言内容及发言提纲以笔谈形式发表。会上收到的一些关于“心性之学”的专论文章,以后还将在本刊陆续发表。

简介：《管子》一书中多处论及吏治问题。我们把这些资料联系起来,会发现《管子》有着比较完整的吏治思想与管理思路。《管子》的吏治思想的基本内容,以及在官吏自选拔、试用、监督、到奖惩与任免诸环节上的制度设计与见解,都对封建社会的吏治观念的形成了开创性的思维,为后人留下了诸多可鉴之处。

简介：《管子》的赏赐思想具有明显的发展性：一方面，正是植根于春秋时期齐国的赏赐活动，提出赏赐厚与薄的灵活掌握、严格控制赏赐对象、加大农业赏赐力度、重视对于卑贱、老人、小诸侯国的赏赐等观点；另一方面，在结合战国的实际情况和论功行赏的前提下，又提出依法论赏，并且特别强调赏赐的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