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现象与问题是社会转型时期中国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而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更是成为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常态化现象。社交媒体的流行和普及对传统的政治传播权力结构和话语体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文章以微博为例进行分析,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讨论社交媒体使用以及社交媒体用户呈现的网民心态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其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行为,并对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进行个体型和群体型的划分。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和信息偏好、社会情绪和社会价值均不同程度地与两类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存在显著回归关系,引导网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发展不能忽视社交媒体及其网民心态的影响和作用。
简介:监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物理与信息隔离带,是福柯所讲的权力的眼睛所在,也是戈夫曼所谓的整体性制度的一种重要类型。为了更好地实施劳动改造,控制服刑人员的信息来源与信息渠道是普遍举措。其方法一是控制或隔绝犯人与外界的联系;二是对犯人进行教育灌输。本研究通过对浙江省乔司监狱服刑人员的调查表明:服刑人员在监狱的主要信息渠道有三种,即人际传播渠道、组织传播渠道和大众传播渠道。看电视和阅读报纸刊物是服刑人员获取信息最为重要的途径。会见、电话和写信等人际沟通对犯人的思想和情绪影响最大。监狱民警的思想教育也对服刑人员心态有着重要影响。调查启示我们,现代监狱管理需要关注犯人的信息需求和信息接触状况,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和传播方式实施科学改造、文明改造,进一步提高改造效果。
简介:近年来,传媒经济学逐渐成为新闻传播学科重要的研究领域。文章运用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方法对2013—2017年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收录关于传媒经济研究的学术论文进行了文献梳理,对新闻传播学类核心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编辑之友》《当代传播》和《新闻界》的期刊栏目和论文作者进行统计,对论文中出现的高频关键词进行词频分析、社会网络分析、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归纳出传媒经济研究的主要议题。研究发现,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推动了我国传媒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朝着数字化、移动化与平台化的方向发展,在传播内容、传播形式与体制机制等方面实现了融合创新;另一方面,新兴媒体在智能化技术的推动下,搭建起参与式、互动性与沉浸式的传播渠道与传播路径,颠覆了传媒产业的发展模式。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传媒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技术偏向,但是学界更应该客观地、冷静地看待技术力量,避免过度依赖技术。
简介:以国外六大传播学期刊的论文为数据来源,对其2007至2016年刊发的所有论文进行逐篇检阅,从总计2112篇期刊论文中筛选出950篇属于媒介效果研究范畴的样本,采用文献计量法,尝试从研究主体、研究内容、研究热点等层面,勾勒西方媒介效果研究的知识图谱。研究发现,这十年间媒介效果研究领域的新动向主要表现在:首先,期刊论文统计数据显示,媒介效果研究依然是西方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发文数量在美国学者主编的传播学期刊中甚至可以占据近半壁江山,在欧洲学者主编的期刊中也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其中共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献样本来自《传播学理论》和《传播学期刊》。其次,在研究对象上,媒介形态的飞速变化为效果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从互联网到在线媒介,再到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新媒体成为新的关注焦点。同时传统媒介在媒介效果研究中依旧占据一席之地。再次,根据对研究关键词的分析,效果研究呈现出两大自然聚类。一类主要从新媒介层面研究媒介效果,集中探讨身份认同、性别问题和新式新闻生产;另一类则从心理学路径入手聚焦传统媒体产生的效果,偏重于测度受众认知、态度和行为等方面的变化。两者交集于社会参与和民意研究等议题上。最后,从研究主体看,美国在媒介效果研究中的霸主地位暂时难以撼动,密歇根州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普渡大学发文量显著提升,成为媒介效果研究的新高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和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德国的曼海姆大学、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跻身发文量前15的研究机构中;作为后起之秀的亚洲和中东也在奋起直追,试图融入媒介效果研究的主流话语中。
简介: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与传播,2017年12月16日,由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大众化研究中心、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协同创新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与传播论坛”在中国传媒大学召开。
简介:媒介健康传播议题呈现的框架结构及其信息组织方式不同程度地影响受众个体健康观念及行为。宫颈癌是女性健康的一大杀手,其预防手段和筛查方法却被多数公众长期忽视。以宫颈癌健康传播为例,基于劝服效果理论,通过线上随机实验的方法,重点探究媒介信息的威胁强度以及数据型、叙述型两种信息证据类型对女性受众的恐惧效力感知和积极预防意愿所产生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相较威胁程度低的信息,高威胁强度信息对于提高受众的疾病恐惧效力感知具有显著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味地提高信息威胁强度能够换来公众更积极的预防意愿。相反,低威胁的数据型信息甚至比具有较高恐惧效力的高威胁叙述型信息更能提升个体的预防意愿。实验指出,受众个体的疾病恐惧效力感知和预防意愿并非受某个单一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威胁强度、证据类型等信息组织方式的交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