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结合基层信访治理困境和国家政治行政运行,分析信访制度的运行过程和功能定位。把信访案件分为政策在位型信访、政策缺位型信访和无理型信访,将信访制度的功能分为国家意志表达的政治功能和国家意志执行的行政功能。不同类型信访案件处理过程中,信访功能定位的侧重点有差异。政策在位型信访和政策缺位型信访是当前信访案件中的主流,无理型信访是信访案件中的支流。信访制度法治化改革中的主要矛盾在于,如何有效应对政策在位型信访和政策缺位型信访,以此为基础理顺信访的政治功能和行政功能,探寻法治化改革路径,适应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变化。

简介：在标签文化中,刑法的标签化不可避免。刑法标签化的真相是在刑法评价与社会道德评价"为伍"中强行增设义务而限缩权利,因此其不可避免带来了对个体价值过度否定的恶果。为此,在尊崇个体价值之中塑造刑法信仰,当是刑法标签化克制的价值之途;而在刑法谦抑性之中,建立和完善前科消灭制度和复权制度,则是刑法标签化的制度补救。在标签化的"宿命"之中,刑法仍应不辱其保障人权的重要使命。

简介：诉讼程序的改革,应该怎么改?往哪儿改?一则曰公正,一则曰效率。司法现代化的重要指征,则在于主要依靠规范化的技术方式来实现前述目标。鉴于法官心证的不可排除性和天然不足性,在"心证黑箱"的现状之下,极易导致实质性的突袭性裁判,从而造成对法治价值的根本伤害。因此,基于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在审判程序中引入心证透明化的制度设计,力图使法官的心证状态从"黑箱"走向"白箱",防止突袭性裁判的制度性不公,是行之必要且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案之一。

简介：

简介：政府为促进物品利用、增进公共利益,可以基于政府公权力之作用,依法定程序,取得特定土地,并给予当事者相当补偿。土地征收权的行使在现代法治国家中虽然相当的普遍,但是由于土地征收而产生的社会矛盾亦是此起彼伏。通过对土地征收权终极目的的拷问,意在从法理层面探讨国家为何可以基于公共利益对公民占有、适用的土地进行征收,希望通过此探讨来明晰土地征收的正当性基础,以破解我国在土地征收实践中的种种法理难题,进而为我国的土地征收法律制度完善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简介：系列犯罪的地域化,是指来自同一相对较小地域范围的犯罪主体,基于地缘、血缘、亲缘关系纠结成犯罪团伙,通过相互学习与模仿形成相同或相似作案手段,利用现代代步工具,选择相同或相似环境条件的地区连续跳跃式实施特定违法犯罪行为的现象。犯罪地域化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市场经济的消极因素、道德规范作用的消褪,又有行为人的主观因素、政府的不作为等等;如何治理犯罪地域化？我们认为运用医生治病原理进行综合疗法,首先强化打击功能,移除社会＂毒瘤＂;消除＂借口＂,恢复社会正常＂常态＂;积极发展经济,提高民众＂防蚀＂能力。

简介：刑事申诉是目前刑事错案当事人的主要救济方式,是我国司法机关发现错误裁判,纠正刑事错案,实现司法正义的重要途径。刑事案件中往往存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或程序正义方面的瑕疵。近几年昭雪的冤案都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申诉过程,主要体现为＂时间久、次数多、无人应、受理难、翻案难＂等特点,这就反应了刑事申诉制度本身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导致该制度无法有效发挥其预防和纠正刑事错案的积极作用。因此,应当从刑事申诉存在的立法缺陷和实践困境入手,以刑事错案的申诉现状为着眼点,进行刑事申诉制度的诉讼化改革。

简介：近年来,随着环境形势日益严峻,完善中国环境立法的呼声高涨。如何选择环境立法的完善路径,学界观点不一。基于中国的立法传统和目前环境法制现状,我国的环境立法应当选择适度法典化的模式,即中国环境法的法典化应当是一个渐进式阶段性过程,在一定时期内法典法与单行法共存互补。

简介：我国现行的减刑程序建立在实体优先的基础之上,是一种通过行政决策方式解决减刑问题的模式。无论是制度设计本身,还是程序运作环节都存在很多问题。对此,有人主张进行诉讼化改造,仿效诉讼程序提升减刑程序的正当性。尽管这在理论上无可挑剔,但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面临一系列的制度障碍。许多地方实务部门则自发改革,在减刑程序中推行＂公示听证＂制度以增强程序运作的公正性。减刑程序三种模式的并存,反映了中国刑事诉讼程序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显示出司法实务部门自发推行的改革的旺盛生命力,值得在新一轮的司法改革中予以关切和回应。

简介：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市场经济的繁荣与新闻传媒的发达,人格权开始具有更多、更直接的财产利益,越来越多的被商业利用,人格权商品化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传统民法对商品化人格权概念的界定与保护已陷入僵化困境,如何保护新时代下商品化的人格权已成为立法者当务之急.本文通过对人格权商品化产生的背景及目前在我国发展状况的分析,围绕商品化人格权的内涵、转让、继承与救济等一系列阐述,引出对保护商品化人格权的几点思考.

简介：司法化并非解决行政复议制度失灵的有效方案。行政复议司法化未能准确理解我国复议法及其复议制度失灵的症结，摒弃了复议的独特优势，违反了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而且也不符合域外行政复议的实践。行政复议的完善应当回归行政复议自我监督的本质，以确保行政化为发展方向。

简介：<正>一、法律社会化社会化是学习态度、观念和行为的过程。这种学习主要是通过与他人接触

简介：2002年9月5日,重庆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就全国第一个委托律师事务所起草的法规草案举行了首次立法听证会.虽然在我国立法听证还没有发展为一项立法的基本制度和必经程序,尚处于探索阶段,但由于各方面准备充分,听证事项集中,保证了听证参与人的针对性、专业性强,整个听证程序规范、公正,为立法民主化、科学化进行了一些突破性、创新性的探索,取得了较好的实效.与此同时,听证事项的复杂性和程序的探索性都使得此次听证会在很多方面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还存在许多制度设计上的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听证程序,使之逐步规范化、民主化、科学化,从而切实保障人民的切身利益,实现立法目标.

简介：本文是作者2005年11月11日在南京"法律与改革"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作者介绍了德国民法在过去十年中的欧洲化和国际化的发展进程。她首先介绍了对德国法施加影响的国际条约和欧洲共同体的法律文件,进而揭示了德国民法中受到国际法和欧洲法冲击最严重的领域——债法,特别是其中牵涉到消费者的部分。然后,作者详细介绍了国际法和欧洲法对德国民法的影响程度。最后,作者对德国民法未来的国际化和欧洲化趋势进行了展望。

简介：村规民约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渊远流长,在不同历史时期,为维护传统的乡村秩序发挥着大体相同的教化作用。村规民约很好的体现了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功能。村规民约与村民自治制度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越来越成为中国村民自治法律制度完善的重要方面。但是由于受传统封建文化的影响,当前的村规民约中精华与糟粕并存,影响着村规民约作用的发挥。因此我们必须对村规民约进行现代化、法治化的转换,使其适应现代法治社会的需求,发挥其积极作用,推动新农村民主法治建设的顺利进行。

简介：民营化与自由化改革关系密切,亦存在张力与冲突。我国台湾地区民营化后的中华电信仅短暂经历移动通讯市场龙头地位不保的局面,旋即凭借剩余独占市场地位,搭配网络效益,以及民营化后的灵活营销手法,屡屡限制市场竞争,使得所有其他新进业者都仰赖其移动与固定网络,消费者权益未获应有保障,与电信自由化政策目标相去甚远。中国大陆电信业改革实践中也同样遭遇超高定价攫取超额利润,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和宽带低效掣肘产业发展无法释放带动效应等问题。两岸比较下,后民营化时代我国台湾地区应从行业管制和公司治理两个层面进行革新:前者包括制度面尽速开放用户回路,执法面强化管制与加强协调;后者包括变更持股机关、强化董事会功能、明定中华电信政策任务。而中国大陆民营化和自由化审慎缓进过程中则宜记取民营化与自由化不可混为一谈,彻底民营化与自由化并无必然关联,批发部门功能分离应作为三大电信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并尽速制定颁行富有前瞻性和回应三网融合的《通讯传播法》。

简介：法国民事审前程序具有促进当事人和解、掌控诉讼进程、过滤当事人提起的程序性抗辩、先予执行部分诉讼请求、向庭审法官提交案情报告等功能。法国民事审前程序经历了当事人自治型、法院引导型、法院主导型、程序合作型、契约治理型等模式。诉讼程序的契约化治理是欧陆民事诉讼程序在21世纪的重要发展趋势。

简介：法典是部门法体系化的最高形式。经济法的体系化有利于厘清市场与政府各自的边界,为不同主体分别提供权利、义务和权力清单。现阶段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缺乏、概念化不足、基本理论的欠缺和法典的自闭性缺陷决定了经济法尚不具备法典化的条件,但应当积极促进自身体系的优化升级,以子部门法典化为路径推进法典化进程。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法体系具有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规律决定了经济法应当以市场主体行为为依据进行内部体系建构。重构后的经济法由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资源环境法、财税法和金融法等子部门法典构成。

简介：水环境保护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就生态文明建设和水生态安全作出了重要论述，强调全党要大力增强水忧患意识，水危机意识，重视解决好水安全问题。河北水环境保护形势十分严峻，又面临着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双重威胁。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在去年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执法检查的基础上，决定对我省水环境保护工作开展重点监督．河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针对省政府水环境保护工作有关问题进行的这次专题询问就是这项监督工作的重点内容和重要环节，是省人大常委会依据监督法开展的工作监督，目的是推动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加大水资源管理和水污染防治工作力度，进一步改善水环境，保障社会生产和人民群众用水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推动生态河北建设。

简介：一、问题的提出刑罚的人道化是我国当前刑罚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死刑制度的改革尤其体现了这一特征。但改革显然只能是渐进式的,而不能一蹴而就。这就涉及一个问题,究竟让谁先享受刑罚人道化的成果?针对这一问题,有两方面的因素在不同的方向上起作用:一面是刑罚正当化的根据,它积极地为刑罚的存在或加重寻找理由;在它的对立面是刑罚的人道化,它在消极的意义上为刑罚的废除或者减轻提供根据。这两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