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问题的提出行政许可,通常也表达为行政审批,按照《行政许可法》第2条的规定,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我国从计划经济时代走来,存在大量的行政许可,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来,这一现象已经有所改善。不过,政府管的事情过多过滥仍然是我国行政许可领域的严重弊病,究竟在哪些领域应该建立行政许可制度也因此一直是讨论的热点。较早的观点大都将行政许可的立足点置于公共利益之上。如在马怀德教授看来,凡

简介：为实效性保障国民的诉权，避免民事诉讼被目前在我国兴起的ADR运动所遮蔽，厘清民事纠纷可诉性的界限十分重要。我国民事诉讼受到大陆法系“规范出发型”思维方式和法条主义机械司法的影响，民事审判权的作用范围十分狭窄，法官在面临新型案件时常捉襟见肘。通过诉之利益可以弥补实体法的缺漏j保护“形成中的权利”，确立“法律上的争讼性”作为纠纷可诉性的标准，为法官能动司法提供有效机制。法官在能动司法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不应逾越的界限，因此法官在解纷可诉性的范围上也必须保持应有的司法克制。

简介：党中央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决定,厘清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市场优先于政府在市场经济领域配置资源。作为'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应当以一种克制和谦逊的品格嵌入市场失灵的边界当中,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经营者集中控制和垄断协议的规制等方面保持其应有的谦抑性,为解决以往存在的政府职能'错位''越位'和'缺位'问题,进一步放权市场,积极提升市场的效率,充分发挥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提供有益保障。

简介：<正>违法性认知是对法规范的态度、取向的认识。[1]违法性认知包含形式违法性认知和实质违法性认知等多个方面。犯罪人对其犯罪行为的违法性是否存在认知,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存有多大程度的认知,不仅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探讨,更需要从实证角度进行调查研究,如果能够建构出违法性认知[2]的结构方程模型,则对元违法性认

简介：普遍性管辖并不意味着不存在豁免,豁免权的存在也不意味着绝对不受惩罚。目前国际法的发展还不能超越当今国际社会以众多主权国家平等共存为特征的基本结构,行使普遍性管辖权只能在当事人国籍国明示放弃豁免的条件下才能实施管辖。在否定普遍性管辖原则优越外交豁免规则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实践中被追究反人类罪、灭绝种族罪和战争罪等严重国际罪行的往往又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等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人,对于这类有能力掀起并达到破坏世界和平和安全,严重危害人类的主权代表者决不能姑息放纵。在国际强行法犯罪中,被害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属于第一序位的自然权利,为了匡扶正义,必须贯彻有罪必罚原则,有罪不罚是国际正义的天敌,是暴虐世界的瘟神。今天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体系与安理会行使《宪章》第7章职权的有机联系为国际社会打击严重的国际罪行提供了一条法治的惩治途径。

简介：本文就税法的实践性教学结合本人的教学经验进行了探索。改变法律专业的传统税法教学模式，让学生在掌握税法基本理论的同时，增加实务性的操作训练，掌握相关专业技能。通过教学改革，激发法学专业学生学习税法的兴趣，达到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

简介：2018年12月,受到广泛关注的腾讯公司诉世界星辉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二审宣判,一、二审截然不同的裁判结果再次反映出广告过滤行为正当性评价中存在的极大争议。修改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互联网专条其宣示意义大于实用价值,对行为类型的列举既不互斥也不周延,如何评价未类型化互联网竞争行为的正当性,依然是反不正当竞争法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未类型化行为只能在充分考虑互联网竞争特殊性的前提下,保留在一般条款下评价。

简介：本文拟从陈国清案出发，对中国刑事法庭上出现的程序性辩护问题作一初步的实证分析。笔者所要讨论的问题是：程序性辩护的现状究竟是怎样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起程序性辩护的方式是怎样的?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究竟是如何受理和调查程序性辩护请求的?对于被告方的程序性辩护请求，法院是否会作出专门的裁判，以及是否会接纳被告方的辩护意见?通过这些讨论，本文将就程序性辩护问题得出几个初步的结论。

简介：【专题导引】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第44条修正案,将《宪法》第70条第1款规定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6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问题的决定》,明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继续承担统一审议法律草案等工作的基础上,增加推动宪法实施、开展宪法解释、推进合宪性审查、加强宪法监督、配合宪法宣传等工作职责,使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行使职权有了法律依据。面对这一新设立的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学界有必要对其进行全方位的认真研讨,为该机构的顺利运行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从而使其能够更好地回应全社会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体制、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的热切期待。为此,本刊特邀韩大元教授策划本专题。其中,韩大元的《从法律委员会到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体制与功能的转型》从新中国宪法发展的脉络中,着重探讨了从法案委员会、法律委员会到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演变的内在规律,认为宪法第44条修正案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使其在功能上由法律草案的统一审议机构转变为具有合宪性审查与法律草案审议功能的综合性机构。为了有效衔接相关职权,更名后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应通过一定的机制与程序,严格区分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宪法问题与法律问题之间的界限,抓紧建立健全合宪性审查的配套程序与机制。

简介：新刑诉法首次规定审判人员可以在庭前召集控辩双方听取有关程序问题的意见，这被学界认为是针对程序性争议的庭前听证程序的雏形。庭前听证程序的性质与庭审程序具有相似性，但因裁判对象不同也有其独有的特征。英美及很多大陆法系国家均建立了针对重大程序性争议的庭前听证程序。我国现阶段由法官在庭审阶段行政化处理程序性争议，这一方式所存在的缺陷也催生了新刑诉法庭前听证程序的初步确立，但具体的实施规则尚需完善。

简介：一项技术的新颖性是使其获得专利保护的基本前提,而新颖性的判断标准是一个国家专利法律制度的基石,修改后的《专利法》规定我国采用绝对新颖性标准,对调整个人利益与公民利益失衡有重要作用。

简介：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是相对的,具有不同层次、情态和类型。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既不同于认罪认罚的真实性、明知性、合法性,亦有别于有罪供述的自愿性。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可以确保程序从简的合法性,增强程序从宽的正当性,强化实体从宽的合理性,并提高有罪供述的真实性。试点地区通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已经在自愿性的审查和保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自愿性审查形式化、法律帮助效果不佳等问题。从长远来看,选择以权利抗衡与权力保障相结合,而以权利抗衡为主的自愿性审查与保障模式是大势所趋,但受强制性刑事取供机制及刑事诉讼构造的制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权力保障模式”依然会占主导地位。

简介：电子数据真实性鉴定是电子数据鉴定中较为常见的一类鉴定,相比电子数据的搜索与恢复鉴定,电子数据真实性鉴定对鉴定的规范性和技术性要求更高：证明电子数据为真需要排除大量假的可能性,而且通常无法穷尽。通过结合在科研和实际鉴定工作中积累的常见电子数据真实性鉴定的经验,从概念和方法体系引入,进一步选取了电子邮件真实性鉴定、数据库数据真实性鉴定、聊天记录真实性鉴定三类典型且需求较多的电子数据真实性鉴定类型进行逐一解读,从鉴定思路和对策、技术方法和手段等角度进行了详细阐述,以期促进行业交流和发展。

简介：两高指导性案例的效力问题应当分为三个层面加以讨论：第一个层面是效力的有无与强弱的问题；第二个层面是效力的来源问题；第三个层面是两高指导性案例的相互关系问题。以往学界将前两个层面混为一谈，对第三个层面关注甚少。在效力有无的问题上，两高指导性案例都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在效力来源的问题上，两高指导性案例的效力来自两高《规定》，属于一种“准法律拘束力”；在效力延伸的问题上，法院指导性案例可以适用于检察院，而检察院指导性案例不应适用于法院，并且，为了避免两高指导性案例发生冲突，应当对检察院指导性案例的适用范围进行明确限定。

简介：中华法系的封闭性及其成因李昕中华法系起源于物产丰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华夏文明，特定的历史环境尤其是封建小农经济的闭塞决定了中国长期是一个保守封闭的国家；中华法系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经历了４０００年成长发展的历史。在这４０００年陈陈相因的缓...

简介：<正>引言确认之诉是在给付之诉后出现的一种新的诉的类型。在德国普通法末期,作为扩大强化司法权之一而登场的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首先对此作出明文规定。此后许多国家对此作出立法,例如德国民诉法典第256条,奥地利民诉法第228条,日本民诉法第134条、第145条,以及台湾民诉法典第247条,澳门

简介：经济法是我国出现较晚的一个部门法，与此相应，经济法学理论研究也相对不发达，尚未形成较为统一的观点。本文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法的时代性把握不够，并进而从经济法的产生，指导思想和任务，调整对象，价值取向等方面展开论述，最后基于经济法的时代性，分析了经济法的定义。

简介：

简介：羁押是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最严厉的强制措施，使用羁押手段必须慎之又慎。《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逮捕犯罪嫌疑人后需继续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的制度。文章从捕后羁押的实际情况出发，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多层次的分析，提出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具体措施。

简介：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系2012年新《刑诉法》的一项创设,旨在改变我国＂一捕到底,一押到底＂的司法现状。但是,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有二：其一,制度定位有误,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不应定位为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职能,而应定位为对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权;其二,程序设计不够科学,立法者对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程序设计存在诸多漏洞,引发实践中诸多问题,应予以矫正。中国未决羁押率过高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检察官的中立性不足和逮捕功能的异化。此根本原因不仅存在于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中,亦存在于审查批捕程序中。未决羁押率的降低,与其寄托于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不如在审查批捕程序中便予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