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探讨传统宗教信仰与企业家社会责任的关系,是宗教本土化研究的有益尝试。传统宗教信仰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祖先崇拜和村庙信仰具有特殊重要性,从祖先崇拜到其它神明信仰是一个义务和情感逐渐减少、功利逐渐增多的现代版“差序格局”。这种差序性的影响在于塑造了一种差序化的社会责任观:一、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时以血缘、地缘为关系本位,对族人亲戚和同乡照顾较多,是地方公益事业的一股重要力量;二、企业家对利益相关者缺乏足够的社会责任,甚至为了一己之利而不惜牺牲他人利益,使得有违产品安全、环境安全、劳资关系和谐的事件时有发生。传统宗教信仰无法产生普世化的社会责任,它无法为全面提升中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提供根本动力。
简介:从1644年至1911年,统治中国的清朝皇帝设法把内亚的大部分纳入其控制之下,并把中国的领土延伸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本文认为其庇护的政治技巧与它规范化的语言,及其所强调用礼物交换与礼貌表述,对解释内亚腹地以联盟形式融入帝国是一个有用的概念。通过重新解释礼物交换的义务,清朝不得不加强和巩固其人际关系网的持久性,使之转变为有明确界定的统治系统。在这个规范化的过程中,作为清廷管理外藩事务的理藩院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在王朝的早期,它是负责收集和传播与内亚首领有关的各种庇护关系的信息。在17、18世纪,它努力标准化和简化少数民族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当清朝在外藩行使更直接的控制权时,即使是在王朝后期,理藩院及其庇护的规则和原则被修改后一直保留。本文为多民族大清帝国的寿命和凝聚力提供了一个解释。基于最近出版的满文和蒙古文档案资料以及礼物交换的诸多内涵,本研究揭示了大清皇帝自我观念的改变。
简介: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图谋接连遭遇失败,于是转而锐意南进,谋求侵占南亚、东南亚地区。香港是其南进战略的重要一环。这对在香港进行抗战文化宣传工作和统一战线活动的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的生命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周恩来时刻关注日本南进战略动向,深入分析研究,制定应变措施,指示香港党组织未雨绸缪,早作准备。香港沦陷后,他成功指挥了一场秘密大营救,将这些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悉数撤离香港,安全转移至大后方。这次行动部署及时周密,各方联动,并取得重大胜利,其中周恩来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领导作用。秘密大营救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粤港党组织的壮大及人民抗日武装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简介:苏联为了在中国开展革命工作、协调与中国的关系,于1924年5月31日与中国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和外蒙古为中国之一部分。这样,在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期间,外蒙古充当了苏联向中国内地输出革命的"走廊"。但很快中国大革命失败,中苏关系走向全面恶化。与此同时,苏联国内政治状况发生变化,斯大林模式开始形成,而日本称霸东北亚的对外侵略扩张计划也粉墨登场。在上述三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苏联开始形成了维护自身安全的战略缓冲政策,并最终完全得以实现。苏联该政策的实行完全是出于维护本国利益的考虑,对中国危害极大,不仅使中国又丧失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且还扶植外蒙古建立了独立国家,使中国又多了一个潜在的地缘对手。
简介:当前边疆省区在努力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过程中,大多充满"从边缘到中心"的情怀,试图以此摆脱边缘化的角色。尽管这种从边缘到中心的角色定位,很多时候是基于"在地化"的视角而发,但从一个层面亦表明,不能将中国历史看作从某个中心越来越远地向外辐射其政治—文化支配力的单向"融合"的过程。落实到"一带一路"战略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来,边疆省区将本省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置于优先地位可谓应有之义,但从国家战略层面予以考虑,边疆省区应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必需的软实力,俾利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共享价值观的构建。当然,中央政府亦应承担顶层设计者角色,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省际利益平衡、开发开放与边疆稳定等方面给予协调,为边疆省区融入"一带一路"战略提供切实的助力。
简介:改进作风常态化对于贯彻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重要作用。改进作风常态化需要解决党员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严明党的纪律和政治规矩、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净化政治生态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