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舆论思想是中共领导人新闻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的构成部分。本文通过梳理当代中共领导人舆论工作的相关论述,从舆论功能、舆论传播的中介、舆论主体等三个维度来理解不同阶段领导人舆论观特点及其变迁逻辑。研究发现,当代中共领导人舆论观变迁具有以下特征:舆论功能经历了从为革命服务到为建设服务、再到为治理执政服务的变迁轨迹;舆论传播中介经历了从宣传本位到对象本位、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传播模式的变迁轨迹;作为舆论主体的人民,经历了从能动主体到引导对象再到积极表达群体的变迁轨迹。变迁过程中,领导人的舆论观始终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性原则。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本文借用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硬核”和“保护带”理论,总结了领导人舆论观的继承和发展逻辑,指出相关变迁背后存在典型的“实践导向的功能性表达”特征。
简介:互联网自诞生就以信息的储存、传递与共享为要义,其存在依靠每一个用户作为参与者的贡献。作为一种媒介技术,互联网经历了Web1.0、Web2.0到Web3.0等数次演变,从挑战传统信息控制、颠覆传播关系、重建媒介权力生态等不同层面冲击着大众传媒对信息的垄断权。人工智能作为当下互联网技术发展的重心,广泛介入网络媒体的信息生产与传播领域。在此媒介发展背景下,需要对作为大众传播时代经典范式的拉斯韦尔模式进行反思,互联网媒介重新诠释了拉斯韦尔模式的各个核心要素,以其变革力量重塑这些要素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从传受关系来看,新闻写作机器人等人工智能技术在提高新闻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变革了新闻传播生态。人与技术的'座架式'关系取代了大众传播中的发送者-接收者之间的二元关系。人工智能技术强大的数据信息统计、存储、采集、分析功能,以及精准的信息传播能力,取代了传统媒体的'发送者'主体地位,同时也几乎掌控了普通受众作为'接收者'的信息、娱乐、社交,这恰恰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座架'力量对现代传媒稳固结构的内部拆解。传播渠道方面,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介'层出不穷,网络媒介几乎不需要有'专业化'的传媒人的操作,人工智能既可以替代记者、编辑对信息进行智能把关,还可以替代媒介经营人员,实现注意力变现与媒介营销。传播渠道的专业化壁垒被打破,组织结构全面革新,并由此带来行政规制的普遍失效。在互联网'用户创造内容'(UGC,UserGeneratedContent)的信息生产模式下,'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传者'成为可能。网络内容的用户自生产消解了大众传媒的内容生产权。新闻专业主义所追求的一系列行业规范被颠覆和抛弃,新闻机构的品牌享有与受众覆盖越来越难以兼得。这直接导致传播效果的指向性模糊
简介:邮票作为一种将信息内容、渠道与受众有机结合为一体的图像传播媒介和政府主导发行的有价经济凭证,从诞生伊始就自然形成了高度的政治意义,邮票图像的政治传播功能也远远早于它的文化、艺术和审美功能。在140年的中国邮票发行史中,邮票的图像政治传播功能也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丰富的演进历程。晚清由于封建王权的诸多禁锢,邮票的政治传播功能仅仅局限为政权的符号象征;中华民国创立之后,政府在延续邮票图像政治符号功能的同时,宣传功能也开始萌芽、发展,之后由于多个割据政权的并存,这些政权充分利用邮票这一媒介进一步强化了其图像宣传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基本的工作方法'思想指导下,邮票图像的宣传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成为传播党和国家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意识形态等各领域方针、政策、路线的有力媒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家政策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邮票的文化、艺术功能开始全面发展和繁荣,但这并不意味着邮票的政治传播功能减弱或消弭,而是演绎为一种具有更加成熟政治语义的图像媒介。
简介:人工智能算法技术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新闻写作机器人的出现,对传统新闻业的信息生产、分发和管理机制,以及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角色和功能定位构成了冲击,对新闻记者的工作属性和技能内涵提出了新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记者将被人工智能新闻所取代,因为人工智能算法技术的内在缺陷使之始终无法突破符号操控的层次,无法像人类意识那样具有自我意识,从而可以制造出复杂的概念、意识和意义体系。而新闻作为具有信息和文化双重属性的创造性活动,不只是科学主义的信息生产和传播过程,更是意义建构、价值赋予和道德表达的过程。这恰恰是在人工智能日益主导的量化信息生产的趋势下,具备主体意识和能动性的人类记者的优势所在。因此,人工智能与人类记者的关系不是取代的零和游戏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的合作关系。人类记者的使命不在于与人工智能算法技术去竞争量化信息生产的效率,而是与机器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合作关系:一方面充分掌握人工智能和算法技术的知识和技能,从而能够更好地驾驭它们;另一方面则需要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人类记者在对新闻事实进行语境化意义阐释和价值赋予方面所具有的创造性优势。
简介: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科学和人文之争中人文主义立场的坚定者,威廉·伯恩巴克以其颇有原创性的广告思想和方法影响几代美国人的思考方式。为深入了解伯恩巴克的思想价值,文章将伯恩巴克的生平轶事、广告作品及文案、他人著作、访谈演讲等资料重置于其所处的时代语境下,对其广告思想进行解读、梳理、提炼,试图诠释伯恩巴克的广告思想及其研究价值。研究发现:首先,伯恩巴克存疑技术是否能还原价值,'排斥科学'并非对科学技术的全盘摒弃,只为警惕科学技术宰制人们的生活,只为坚定广告本身即可实现强大价值、洞悉人的本性。其次,伯恩巴克重视人、产品、广告之间的效用关系,不流于实用主义的功利性导向,将对受众日常生活经验的捕捉转化成创造性的广告文案和设计元素,将广告作为推进产品真正适用于消费者的服务。最后,伯恩巴克期盼在人性、广告价值、社会发展之间寻求一个平衡,从给予人的需求和产品特质出发,认定结合人文性、艺术性、创意性能避免广告成为'操控人们'的工具,'人的主体性'在科学进步甚至时代变迁中亦可保持下去。
简介:借助特殊的文本构式和传播机制,网络流行体成为一种在线协作式记忆文本,记录着中国网民的现实境遇与集体心态,反映了主体情感和市民生活的深层结构。通过对501位青年网民的经验研究,从流行性语言这一微观层面切入,探究青年网民的集体记忆实践,可揭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研究发现,互联网改变了记忆建构的时空边界,使'在线记忆'具有合法性,14个典型的网络流行体进入了青年网民的集体记忆,构成了四类记忆主题,'民本立场'成为其集体记忆的意识形态特征。在集体记忆的建构与书写中,由'人本位'到'事本位'的变化成为互联网时代记忆言说重要的逻辑转向。在此转向中的记忆实践最终搅动着既有的话语格局,昭示着话语民主的可能性,勾勒出权力共生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