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涉及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问题。司法要在有限度的范围内对行政权进行审查，既要实现对行政权的有力制衡，又要避免对行政权的过度干预，因此司法审查的“强度”至关重要。在行政诉讼的审判实践中，法官应当本着有限审查的原则，依据案件的具体类型选择恰当的审查方式，妥善解决行政争议，避免“过”和“不及”的双重危险。

简介：我国劳务派遣用工中出现的严重问题与理论研究滞后及对国外立法的借鉴不足直接相关。劳务派遣法律制度主要由7项基本要素构成：劳务派遣合同的适用条件、可续签的次数、累计持续时间、向直接雇佣和不定期合同转化的条件、劳动派遣的形态、登记和报告要求、同工同酬和同等工作条件等。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比较可见,我国劳务派遣的整体规制水平处于国际低端,因而调整思路为适度提高,调整重点为加强对劳务派遣机构的管制。具体制度改进方面,建议确立登录型和雇佣型两种方式、建立许可与报告制度、明确规定派遣用工适用的岗位性质、限制派遣合同的续签次数或持续时间、建立向直接雇佣转化的机制和完善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之间的连带责任等。

简介：法治无疑是人类文明的共享成果，它既有普遍性的底线要素，也呈现出多样性的发展形态。对于后发现代化的中国而言，我们需要追赶现代化和达致法治底线，但同时叉要结合国情来探寻自己的法治道路。期间，必然会面临着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体制机制、国民性格等诸多因素的挑战。因此，法治中国建设不仅需要引领正义的法治理念、健全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良性运行的司法制度机制等等，更为重要的则是亟待构筑法治的社会根基。

简介：当前上访潮居高不下，主流的维权视角仅有部分解释力，难以解释无理上访的扩大化趋势。借助于吉登斯的权力观，将权力运作与其可以调动的“资源”及相关话语联系起来，可以从“治理一资源”的角度理解基层法治实践。从历史经验来看，基层政府在上访治理中有足够的权威性资源，因此可以在缺乏配置性资源时成功应对无理上访问题，这种权威性资源建立在“顺民-刁民”或“人民一敌人”话语的基础上。1990年代以来，基层政府在权利话语面前日渐被动，话语权不断流失，这导致其可以利用的权威性资源越来越少，治权因此不断丧失，从而越来越难以遏制无理上访。真正化解上访潮，需要在政府治权与民众权利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并引导权利话语健康发展。

简介：<正>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地变化。与此同时,我们的基层司法行政工作也出现了新的情况、新的特点,为了更好地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方便人民群众服务,我们在县

简介：11月16日,省委政法委委务会议成员、省法学会专职副会长何晓清一行到泉州调研指导法学会工作。何副会长就推进泉州市法学会高质量发展等问题,召开座谈,听取汇报,分析形势,提出要求。泉州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市法学会党组书记曾焕楷,市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何敬锡分别向省法学会领导汇报法学会今年来的工作情况。

简介：在中国，发展民主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基本方略，即从基层开始，并力图通过发展基层民主来推动国家民主的发展。优先发展基层民主有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诸多观念基础。但是，从几十年的实践看，城市居民自治和农村村民自治的效果未尽人意，指望通过发展基层民主来达到的其他初衰也并未如期实现。历史经验表明，决定中国民主发展方向和进程的只能是国家民主，优先发展基层民主而缓行国家民主，不仅会使基层民主的发展陷于孤军深入，也可能延误发展国家民主的宝贵时机。与时俱进地调整中国民主发展的方略，将大力发展国家民主放到中国民主建设的首要地位，确立发展民主的基本方向和步骤，对于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充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简介：以湖北南山市禁止机动三轮车的交警执法为例，在深度调研的基础上，尝试对一类执法不严现象做出解释。为避免激烈冲突及其带来的社会压力和行政压力。交警往往进行弹性执法：根据情势选择严格执法、折扣执法或一线弃权。执法弹性格局的塑造，缘于执法权在时空上的非均质分布、民众偏好差异因素的介入，以及执法者与执法对象之间的协商。客观存在的社会群体利益矛盾、尚难容纳多元利益诉求的法律系统、执法对象激发的社会话语压力、青睐变通权宜的法律文化，都在具体场景中推动弹性执法。弹性执法有着消极的法治后果，且面临诸多风险。相关探讨或印证了转型期中国社会和法治实践的复杂性，并对创新社会治理、推进依法治国有所启示。

简介：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新方法,基层执法队伍处于国家治理的＂一线＂,是推进依法治理的＂生力军＂,一定程度上,其法治意识和运用法治方式处理问题的能力对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具有基础性作用。调研数据表明,尽管大部分基层执法队伍具有法治思维,且能够或基本上能运用法治的方式进行决策和处理问题,但存在着运用法治方式处理问题的能力平庸化等问题。基于此,应着力解决影响基层执法队伍法治思维的体制机制性问题,建立整体性的法治培训机制,推进＂阳光执法＂,落实问政问责和法治能力考核制度,进而切实提高基层执法队伍法治意识和法治能力。

简介：当前检察机关在服务联系基层工作中存在联系渠道传统、单一，缺乏沟通技巧以及群众工作能力与社会新形势不相适应等现实问题，而这导致了检察机关与基层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两者之间不能实现无缝衔接及有效互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损毁了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进而成为制约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瓶颈。文章通过资料分析及实证研究等方法，建议从加强沟通的平台建设以畅通群众诉求、加强群众工作能力建设以提高服务水平等方面建立服务基层的长效机制。

简介：近些年来,随着法文化研究从大传统向小传统的转向,特别是受到美国新清史研究的影响,司法档案和文书逐渐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1]这些来自基层社会的司法档案和文书史料,不仅展现了"拥有发达的民事体系的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活生生的法律与社会的交集",而且"开创了中国传统法律研究的法律一社会史的路向"。[2]然而,在上述的研究进路中,学者们往往把研究焦点定位于地理位置毗邻中心的区域,相比较而言,对于边疆和边缘区域的关注却不是很多。

简介：虽然英国基层法院的运作模式与我们有着非常大的不同，且在实际的运作中也有效率不高、审限过长等问题，但英国的法院事务管理服务局、公民咨询局、儿童及家事法庭顾问暨协助服务中心、破产管理署、律师等对司法职能的发挥有着重要的意义；学术界对判决的研究起着有效的监督，加上法官的自律，使司法较好地发挥着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

简介：诚如日本著名学者岸本美绪所言,近来学界关于支撑传统中国司法的核心价值观问题已逐渐摆脱过去那种“法乎?情乎?”简单化约的二元对立分析模式,而倾向于对当时审判官员复杂抉择的心理过程进行更具体的描述和分析。

简介：立足于当前司法改革的大背景,结合基层法官的特点,以需要层次理论的激励视角出发,提出了重构基层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的路径建议：健全基层法官职业保障的立法、保障基层法官职业权力的充分行使、强化基层法官职业安全保障、增强基层法官职业尊荣感、提高基层法官职业群体的薪酬。希望为我国正在推行的司法改革提供相关素材和意见建议。

简介：近现代以来,传统文化在疾风骤雨般的社会变革中的传承出现了断裂的现象,然而古典文化的命脉并未完全中断。种种迹象表明,当代生活的许多方面正在回归传统,尤其是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依旧延续着,对时下的社会生活起着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一如我们所见,"枫桥经验"正是回归传统、弘扬文化精神的典范。

简介：最近几年，我国村民自治迅速发展，这是在有着几亿农民而又缺乏民主传统的中国广阔的土地上实行的直接民主，它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也是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程，因而备受世人关注。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研究。但刘丹此作，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已有研究成果，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

简介：宁强县高寨子镇党委以提升农村党组织建设,为确保镇域经济快速发展及社会稳定为己任,积极开展＂强组织,强活动＂行动,成效显著,其做法值得推广。一是加强学习,镇党委严格落实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和村干部培训制度,通过学习培训。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高度统一起来,使镇村两级班子成员牢固树立发展是第一责任的观念和求真务实的思想政治作风。

简介：一、民国时期土地政策立法及其动因(一)土地政策和立法状况土地问题,历来是治国安邦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民国时期的农村土地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民国时期,我国农村土地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地权集中与使用分散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人与地的紧张关系越来越明显。当时所面临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经济现代化问题是与土地制度变革息息相关的。

简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刑事法律制度的新旧交替本文所述及的民国时期新繁县刑事司法档案所适用之刑法典,是经过了清末修律等一系列司法变革之后所产生的一部新法律,期间经历了晚清法律制度改革,北洋政府时期的法律调整等一系列法律社会的变化。在此期间所颁布的法律典章较多,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此前的历史沿革做一个简要的梳理,以增加文章的逻辑性。

简介：―、综述与缘起清末以降直至民国是一段由“旧”转“新”的历史时期。“预备立宪”与“地方自治”引发了晚清政府至北洋政府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体制与结构的巨大转变,也改变了“清代立国以来二百五十多年形成的固有行文秩序”。[1]与政治体制变革相伴而生的是传统公文制度向现代公文制度的转型。公文制度变革的背后暗含着新政体下的政权结构与行政效率试图寻求稳定发展的一种调适过程。后发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似乎需要出现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来推动。这一强政权的推动不仅表现为现代国家建立后,政权机构的设置、公务人员的选任、国家权威的下渗,还表现为现代公文制度的革新。公文革新,既是与传统中国旧式公文的告别,试图用新的公文程式宣告君权的没落与民权的建立;同时,也是国家权威借助公文这一载体,自上而下地使地方各级政权意识到国家政权的存在与行为的必要性与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