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公共卫生规制中,政府常常依据父爱主义原则对个人的涉己行为进行干预,以维护(或增进)个人福祉。当对非自愿的涉己行为进行干预时,依据的是弱父爱主义;当对自愿的涉己行为进行干预时,依据的是强父爱主义。其中,弱父爱主义因其是对行为人“非自愿”(非理性)的补正以帮助其恢复到“自愿”(理性)状态,因而较容易得到辩护。但是,强父爱主义是对行为人自愿的涉己行为的干预,因行为人并非欠缺理性,因而在论证上存在困难。在公共卫生规制中,弱父爱主义是对能力欠缺者的保护;强父爱主义是对个人自冒风险的防范。
简介:东西方心灵哲学通过各自独有的路径表现出了这样一种趋同,即深入心底去挖掘做人的奥秘,揭示人之为凡为圣的内在根据、原理、机制和条件,进而成就了特种形式的由心性角度切入的圣学。钱穆的安心之学最具典型意义,在重构理想人格的构成件时,不仅正确揭示了圣人心理的构成、条件、形成机理,而且成功解决了中外哲学一直没能很好解决的幸福与道德的二律背反问题,如他不仅重视真善美等价值的必性,而且强调圣人还有富、贵、吉、福、顺、寿等特点。这些为世界价值性心灵哲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他尽管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了自然化意识和操作,但从实证科学角度所作的研究尚属阙如。这样的工作也值得我们今天关注和重视。
简介:当前我国大陆公众的腐败容忍度究竟如何,通过对高校在校学生和在职人员(公职人员为主)的问卷调查发现:一,在校学生与在职人员的腐败容忍度不存在显著差异。二,人们对政府腐败更不能容忍,其具体的容忍值可划分为三个等级:较低容忍腐败(Y〈3)主要是危害公众安全和官员私生活混乱的腐败;中度容忍腐败(3〈Y〈4)是≯亍立名目收取贿赂和以权谋私的腐败;而较高容忍腐败(Y〉4)主要是集体性腐败和被动型腐败。三,低腐败容忍度并未带来高反腐积极性,人们对腐败的关注度较高,但总体参与度较低,且反腐意愿不受教育程度影响。四,收入水平和利益相关度直接影响人们的腐败容忍度,个人收入越高,腐败容忍度越高;而利益相关度与腐败容忍度呈正相关。
简介:在儿童非治疗性医学试验中,充斥着知情同意不完全。尊重儿童作为潜在人类尊严的道德律令要求允许儿童参与试验的同意决定。与此同时,由于儿童自身不具备完全行事能力,基于“最佳利益”将代理权让渡其父母或监护人。而为了确保代理同意和试验的公正性与合理性,需伦理机构介入审核,以起到维护“公共健康”的作用。由此构造出“知情同意’’的条件及其判定的“儿童一代理人一伦理审查机构”的权力三角关系。
简介:我国当前往往将医疗差错归因于医务人员的经验不足、责任心不够等主观方面并按照“谁出错、谁负责”的原则对医务人员进行惩戒。这种归因和治理模式对医疗差错发生根源的系统性和复杂性认知不足,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高度组织化、社会化的医疗服务模式。归因上的偏倚取决于用以观察、评估医疗差错的知识框架。这种以个人负责为特征的归因和治理模式源于当前以个体理性为基础的临床伦理学,它将焦点集中在医务人员个人的道德修养上,忽视了组织结构等因素的伦理性。应当适时更新医学伦理观念,通过引入组织伦理的视角,将关注的对象转向医疗服务的组织、系统、制度和结构,进而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医疗差错治理路径。
简介:中华文化"走出去"是中国共产党自90年代以来一直坚持不变的重大战略部署。以数据分析为基础,以2012—2017年中华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走出去"的现状为考察对象,本文发现,中华文化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呈现了两个特点。在贸易总量以及贸易总金额方面,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时候表现了巨大的贸易逆差,在贸易进出口对象方面,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主要地域对象是亚洲。为了推动中华文化走出亚洲,走向亚洲,克服贸易逆差,本文从情感的视角分析了中华文化"走出去"所面临的情感挑战,并以这种分析为基础,进一步探索了可以帮助中华文化更好、更顺利地"走出去"的情感路径。
简介:西方伦理学的研究视野和考察视角随其历史的演进而滚动式地拓展。在希腊罗马伦理学中。只有哲学视野(含存在论、认识论、人性论、生存论等视角)。在中世纪基督教伦理学中,神学视野(含神性论、神人关系论、灵魂论等视角)统辖哲学视野。在近代西方伦理学中,哲学视野是脊梁,心理学视野(以情感论视角为主)和神学视野为两翼,而其他诸视野——如政治学的、历史学的、生物学的视野——充当侧肢。在现代西方伦理学中,哲学视野(在原有视角之外新增价值论等视角)、语言学视野(含语义学、语用学等视角)、心理学视野(在原有视角之外新增潜意识论、发生认识论、需要一动机论、环境一行为论等视角)和神学视野四强争雄的格局呈现出来,其他诸视野——生物学的、人类学的、经济学的、政治学的、历史学的、社会学的视野——则扮演配角。研究视野和考察视角的不断拓展为西方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