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所说的“目的自身”首要的是一个规范性的概念，而不是如奥尼尔-森森在其《康德论入的尊严》所宣称的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森森正确地论证，尊严不是一个表达某种模糊的属性之价值的概念。但是他不承认，尊严的基础在于与我们自己的一种关系，其中，我们作为意志的主体规定自己。虽然尊严不是道德律约束我们的理由，但是它对我们理解康德责任的概念尤其重要。尊严标志着自由和自由法则对自然法则在规范性上的优先性。

简介：如果想了解技术的本质,那么不能从机器时代的技术开始,更不能从这一会让人误入歧途的观念——技术的目的就是机器和工具的制作——开始。对于动物的自由移动的生命而言,只有奋斗才是它的生存策略,才是它面对＂其他生命＂的优势或劣势,这一点决定这一生命类型的历史,决定它的命运是屈从于他者的历史,还是成为它们自己的历史。故而技术是生命的策略。技术是这一策略内在的形式,争斗过程是这一策略外在的表现。

简介：谢林认为费希特对反思性自我把握的逻辑困境的批判陷入了循环论证。为了克服这种循环,谢林让自我意识跨越了主体性的界限,作为“第一性的东西”,这种绝对的自我意识使认知,而且使对反思的直观成为可理解的。谢林称自我意识对自身的这种“认知”为“智性直观”,智性直观之被反思只有通过想象力的审美活动才是可能的。谢林把对艺术产品的审美直观也称作哲学的工具论和凭证。为了能够系统地理解人类自由的本质的问题,谢林给出了一种有生命的、实在的自由概念,为一种不仅把善,而且把恶开启为人类自由的选择权的哲学提供了空间,在此意义上到达了唯心主义的边界。

简介：黑格尔的法哲学（即客观精神）是自由意志实现自身的历程。思维和意志作为精神的不同环节,在自由意志的历程中不断地相互转化,并在其中实现精神的同一。自由意志包含三个环节：第一,普遍性的环节即思维,体现为抽象自由;第二,特殊性的环节即意志,体现为特定的自由;第三,单一性,即前两个环节的合题（同一）,体现为现实的自由。自由概念在抽象法领域中的历程,是一场抽象的普遍意志自身的扬弃运动,是意志历经从抽象规定向自我相关的规定的发展过程。该过程同样体现三个环节：第一,所有权是对纯粹抽象人格的否定,但所有权只是抽象的＂我的东西＂的规定,尚未在意志内部获得定在,因此它需要过渡到诸意志间的关系,即契约;第二,契约以双方意志为中介,形成共同意志,但仍不是普遍意志;第三,在不法中,欺诈和犯罪展示了特殊意志之间以及普遍意志与特殊意志之间的矛盾运动。刑罚（作为普遍意志的抽象法）通过否定特殊意志对普遍意志的否定,从而实现意志的否定之否定,并形成意志的自我相关,进而实现向道德的过渡。

简介：实用主义与德国哲学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隐蔽而重要的内在关联,这一关联最为突出地表现在新老实用主义对黑格尔观念论哲学的批判和继承上。美国新实用主义者理查德·罗蒂将这一关系概括为实用主义是一种自然化的黑格尔主义。在罗蒂这里,自然化以及自然主义乃是作为先验哲学的对立面,即＂去先验化＂而得到论述的。因为罗蒂所理解的先验哲学基本上指的就是康德哲学,从而忽视了德国观念论、胡塞尔、海德格尔、德里达等人对先验哲学的推进和发展,如此一来也就无法看到后起的先验哲学传统对近代表象主义认识论的成功突破,这一突破最早同时也是最为成功地表现在黑格尔这里。黑格尔的思辨逻辑学并不像罗蒂认为的那样带来了一种先验哲学的自然主义化,而是将先验哲学导向了一种现象学本体论的方向。罗蒂的反表象主义走向了语言行为主义,但是他忽视了黑格尔式的反表象主义策略。

简介：本文首先讨论了马克思在异质文化环境中应该以何种方式言说自己的问题,由此引出对马克思文本解读的宗旨与原则：为马克思而马克思。让马克思自己说话、让马克思发出自己的声音正是秉承尊重事实、尊重科学本身的学术态度。其次阐发了让马克思自己说话的理由：第一,思想重构以文本解读为基础。第二,倾听150多年前马克思自己的言说,反而对我们极具现实意义。再次是对马克思早年哲学文本解读的分期与研究马克思早年哲学的意义。最后阐述了马克思哲学文本解读的方法：学术背景探源的方法、系统研究的方法、前后呼应的方法、历史考察法。

简介：＂机械的＂和＂有机的＂,它们是目的论批判所借助的一种重要的思考媒介,是参照目的原因性的＂远距离类比＂。目的原因性是倚赖目的论判断力这一认识机能的,归根到底是不考虑任何经验性的自然规律而只通过理性才可能。由于整个现象界都可通过机械作用而生成出来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康德只有假定或引入物自体并配以智性直观的可能世界,才能给有机体和目的因果性提供彻底的可能性。合目的性原则作为一种理性批判原则,对于辨别合目的性或者目的论的滥用和弃用的形态仍然有借鉴意义;但康德把自然的最终目的定位于人的主观性状的形式方面,可能也错过了以感性为出发点的一种目的论的方向。

简介：作为思维的一个先验主体的“我”是一个伴随着一切概念的意识，它只能和意识到它的作为内感官的经验性意识一同“出现”，这是康德对“我”的最为基础性的认识。在实践哲学里没有出自感性的病理学的我的地位，尽管也考虑到了肉体性的“我”的有限性，但理性自己就已独立地规定了意志。理论化的“我”也探入到情感领域，情感得依赖一种朝向知识的可传达性。所以康德理论化的“我”伴随着其写作，其风格是先验哲学无风格的风格。但理论化的“我”在康德那里是无疑具有情感侧面的，如对道德律的敬重始终是这一理性原理的最为紧密的伴随物。另外，康德字面上并不出现的理性的“我”即使是理论化地隐匿地加以表达，还是必然具有其参与世俗生活的社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