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分析长期接受联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combination anti-retroviral therapy, cART)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艾滋病(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患者发生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 CVD)的风险及相关影响因素。方法收集2018年至2020年来自全国多中心的长期接受cART的HIV感染/AIDS患者队列的基线数据，并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方法，按年龄和性别匹配未接受过cART的HIV感染/AIDS患者作为对照。采用抗病毒药物不良事件的数据简化模型(data collection adverse events of anti-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drugs reduced model, D：A：D [R])评分、弗雷明汉风险评分(Framingham risk score, FRS)和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SCVD)风险评分，分别评估长期治疗组和未治疗组患者的10年CVD风险。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10年CVD高风险的影响因素。结果共纳入301例长期治疗的HIV感染/AIDS患者和300例未治疗的HIV感染/AIDS患者，平均年龄为39.8岁，男性患者490例(81.5%)。基于D：A：D[R]评分，长期治疗组和未治疗组10年CVD风险评估≥10%者分别占4.3%(13/301)和6.3%(19/300)；基于FRS，长期治疗组和未治疗组10年CVD风险评估≥10%者分别占13.4%(36/269)和10.6%(28/264)；基于ASCVD风险评分，长期治疗组和未治疗组10年CVD风险≥7.5%者分别占10.4%(14/135)和13.8%(17/123)。3种CVD风险评估模型均显示，长期治疗组和未治疗组的10年CVD高风险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0)。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D：A：D[R]评估10年CVD风险≥10%的危险因素为年龄≥50岁、吸烟、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CD4+T淋巴细胞计数<200×106/L[调整后的比值比(adjusted odds ratio, AOR)＝697.48、4 622.28、23.11、25.95、27.72、18.25，均P<0.010]；FRS评估10年CVD风险≥10%的危险因素为年龄≥50岁、男性、吸烟、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AOR＝53.51、4.52、36.93、36.77、6.15、3.84，均P<0.050)；ASCVD风险评分评估10年CVD风险≥7.5%的危险因素为年龄≥50岁、男性、吸烟、高血压、糖尿病(AOR＝18.48、14.11、14.81、13.42、12.41，均P<0.050)。结论未发现长期接受cART对HIV感染/AIDS患者CVD风险产生影响。HIV感染/AIDS患者CVD高风险的影响因素为年龄≥50岁、吸烟、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等传统CVD危险因素，以及CD4+ T淋巴细胞计数<200×106/L。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程序性死亡蛋白-1(programmed death-1，PD-1)抑制剂在艾滋病合并恶性肿瘤患者中的可行性、疗效和不良反应。方法纳入2020年9月至2021年8月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使用PD-1单克隆抗体的艾滋病合并恶性肿瘤患者，收集患者基本情况、实验室检查结果、CD4+T细胞计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载量。PD-1单克隆抗体持续用药直至疾病进展或出现不可耐受的毒性反应，记录治疗期间患者的不良反应，每12周评估1次疗效。在治疗后每周检测1次HIV载量，连续4次，随后每4周1次，连续2次，其后每12周1次动态监测。结果共10例患者纳入研究，其中男7例，女3例；霍奇金淋巴瘤3例，宫颈癌和肝细胞癌各2例，非霍奇金淋巴瘤、非小细胞肺癌和肛门癌各1例。治疗前4例患者CD4+T细胞计数为100~200/μL，2例CD4+T细胞计数<100/μL。所有患者均至少完成3个周期PD-1单克隆抗体治疗，HIV载量均<20拷贝/mL。3例患者完全缓解，3例患者部分缓解。7例患者发生皮肤毛细血管增生症，3例发生大出血，1例发生听力障碍。结论PD-1抑制剂对HIV载量持续抑制无不良影响，且对肿瘤控制可发挥有效作用，可用于艾滋病合并肿瘤患者的治疗。但因其不良反应较多，故需多学科合作以降低合并症出现风险及处理严重并发症。

简介：【摘要】目的：探究光明区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肝癌人群队列的建立与肝癌早筛cfDNA甲基化标志物。方法：选取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医院和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肝胆外科与肝病门诊就诊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慢性病毒性肝炎、肝硬化及肝癌人群队列共500人。建立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肝硬化及肝癌人群队列基础信息数据库和生物标本库，用于构建肝癌早期诊断预测模型。结果：建立光明区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肝硬化及肝癌人群队列的信息数据库和生物标本库，形成形成“早筛、随访、管理、治疗”四位一体肝癌防控模式。结论：建立慢性肝炎/肝硬化发展为肝癌的早期预警模型，能够解决肝癌风险预测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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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摘要】目的：分析晚期结直肠癌患者在联合化疗后实施卡培他滨维持治疗的效果。方法：回顾研究2020年1月~2021年1月期间在本院进行化疗治疗的50例晚期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将在化疗后使用卡培他滨进行维持治疗的25例患者设为研究组，将未继续进行维持治疗的25例患者设为对照组。对比两组的疾病控制率、无进展生存期。结果：研究组的疾病控制率高于对照组，无进展生存期长于对照组，统计学对比均有差异（P＜0.05）。结论：在联合化疗后实施卡培他滨维持治疗可提高晚期结直肠癌患者的疾病控制率，延长无进展生存期。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探究乳腺癌化疗后癌因性疲乏（CRF）采取有氧运动的效果。方法：选取56例乳腺癌化疗后CRF患者研究，均于2020年1月至2021年1月入院治疗，运用随机数字表法分组，即常规组（n=28）、观察组（n=28），常规组予基础治疗干预，如疾病健康宣教、饮食指导等，观察组基于此采取有氧运动治疗干预，对比两组效果。结果：①生活质量：观察组社会融入、健康感觉等因子评分较常规组高（P＜0.05）；②CRF：观察组认知与情绪、情感及严重程度分数相比之常规组低（P＜0.05）。结论：乳腺癌化疗后癌因性疲乏（CRF）采取有氧运动可有效舒缓癌因性疲乏，改善患者预后，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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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摘要目的探讨联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combination antiretroviral therapy，cART)后艾滋病合并恶性肿瘤的流行趋势及发生风险的变化。方法在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中筛选出2004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湖北籍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抗体阳性患者，分析其在不同cART阶段的艾滋病合并恶性肿瘤的肿瘤类型。以2013年湖北省或全国普通人群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为对照，分析艾滋病人群中的恶性肿瘤标准化发病率(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ios，SIR)，并比较2004年至2013年与2014年至2018年不同cART阶段艾滋病合并恶性肿瘤的发生风险变化。统计学方法采用χ2检验。结果共纳入22 994例艾滋病患者，其中艾滋病合并恶性肿瘤323例。艾滋病相关恶性肿瘤(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defining cancers，ADC)以非霍奇金淋巴瘤(non-Hodgkin lymphoma，NHL)和宫颈癌常见，非艾滋病相关恶性肿瘤(non-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defining cancers，NADC)以肝癌、肺癌常见。与普通人群比较，艾滋病人群的总体恶性肿瘤发生风险并未增加(SIR＝1.06, χ2＝0.62，P＝0.426)，但卡波西肉瘤、NHL、霍奇金淋巴瘤、宫颈癌和除鼻咽癌外的头面部癌的发生风险显著升高(SIR＝834.09、9.65、13.33、5.22、2.94, χ2＝11 747.27、625.54、56.65、184.21、13.66，均P<0.01)，肺癌、结直肠肛门癌、胃癌和乳腺癌的发生风险显著降低(SIR＝0.33、0.36、0.43、0.45, χ2＝33.43、12.84、9.01、7.21，均P<0.05)。2014年至2018年宫颈癌、肝癌和结直肠肛门癌的SIR分别为4.06、0.43和0.10，分别低于2004年至2013年的7.42、1.96和0.8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5.39、19.52、10.86，均P<0.05)。结论目前艾滋病合并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与普通人群无明显差异，但肿瘤类型存在差异。本地区最常见的恶性肿瘤是NHL和宫颈癌，应注意在该类肿瘤患者中筛查HIV，有助于开展综合治疗以提高疗效。

简介：摘要长链非编码RNA(long noncoding RNA, lncRNA)在多种生物通路中具有重要的调控功能，在病毒复制和先天性免疫应答调控网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讨论了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相关的复杂的lncRNA网络，来自人类宿主和HIV自身的lncRNA影响了HIV复制、潜伏期的建立及维持、储存库的清除、病毒的重新激活等过程。由于有效的HIV疫苗或治愈方法的缺乏，以及目前大流行的规模，深入了解lncRNA和HIV之间的复杂调控网络将有助于制订治疗HIV感染的新战略。

简介：摘要目的了解影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死亡相关的危险因素。方法纳入2019年12月29日至2020年1月31日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住院治疗的217例COVID-19患者。回顾性分析患者的一般情况、临床症状、基础疾病、实验室检查指标和临床转归等资料，根据患者预后，将患者分为死亡组与存活组，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结果。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和χ2检验，采用二分类logistics回归模型对死亡相关危险因素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217例COVID-19患者中，男124例，女93例；截至3月4日，死亡25例，存活192例，病死率为11.5%。89例(41.0%)患者有明确的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或与COVID-19确诊患者的接触史。死亡患者中，男21例(84.0%)，合并基础疾病者21例(84.0%)，有3种以上临床症状者15例(60.0%)，丙氨酸转氨酶或天冬氨酸转氨酶高于1.5倍正常值上限者14例(56.0%)，肌酐>104 μmol/L者13例(52.0%)，降钙素原>0.05 μg/L者18例(72.0%)；存活患者中，上述指标分别为103例(53.6%)、95例(49.5%)、92例(47.9%)、23例(12.0%)、14例(7.3%)、47例(24.5%)；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11.506、7.889、14.897、30.307、40.585、23.807，均P<0.01)。多因素分析发现，年龄≥65岁[比值比(odds ratio，OR)＝5.968，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1.991～17.888，P＝0.001]、男性(OR＝6.009，95%CI 2.504～14.422，P<0.01)、合并基础疾病(OR＝7.152，95%CI 2.058～24.851，P＝0.002)、出现3种以上临床症状(OR＝7.944，95%CI 2.280～27.676，P＝0.001)、丙氨酸转氨酶或天冬氨酸转氨酶高于1.5倍正常值上限(OR＝9.552，95%CI 3.760～24.269，P<0.01)、肌酐>104 μmol/L (OR＝11.458，95%CI 4.289～30.613，P<0.01)、乳酸脱氢酶>243 U/L (OR＝7.591，95%CI 1.683～34.249，P＝0.008)和降钙素原>0.05 μg/L(OR＝12.410，95%CI 4.433～34.744, P<0.01)是影响COVID-19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结论高龄且合并基础疾病的男性COVID-19患者，如出现肝肾功能受损、乳酸脱氢酶升高和降钙素原升高，需高度警惕病情恶化的风险。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者发生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暴露后乙型肝炎表面抗体(hepatitis B surface antibody,抗-HBs)阳性率和抗-HBs效价与CD4+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的关系。方法纳入2010年1月至2018年12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收治的HIV感染者共4 893例，回顾性分析HIV感染者的人口学资料、HIV相关诊断和治疗信息。根据患者的CD4+T淋巴细胞计数和HBV血清学标志物检测结果进行分组，比较不同CD4+T淋巴细胞计数组患者的抗-HBs阳性率和HBV暴露率。并比较不同抗-HBs效价组患者的CD4+T淋巴细胞计数。统计学分析采用χ2检验、方差分析或t检验。结果CD4+T淋巴细胞计数<200/μL组患者有3 293例，200～500/μL组有1 200例，CD4+T淋巴细胞计数>500/μL组有400例，HBV暴露率分别为78.0%(2 569/3 293)、77.0%(924/1 200)和76.2%(305/400)，抗-HBs阳性率分别为38.2%(1 258/3 293)、53.8%(645/1 200)和62.5%(250/400)，抗-HBs效价分别为(120.00±36.45)、(148.00±26.40)和(212.00±92.08) IU/L，3组间HBV暴露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992，P＝0.609)，但抗-HBs阳性率和抗-HBs效价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146.779, F＝45.362；均P<0.01)。根据患者抗-HBs效价，将HIV感染者分为抗-HBs阴性组(<10 IU/L)2 740例、抗-HBs低效价组(10～99 IU/L)1 220例、抗-HBs组中效价组(100～499 IU/L)693例和抗-HBs高效价组(≥500 IU/L)240例，4组CD4+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分别为(150.00±8.42)/μL、(185.00±7.08)/μL、(243.00±12.07)/μL和(308.00±22.60)/μL，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68.479，P<0.01)。90例接受抗反转录病毒治疗的HIV感染者的抗-HBs效价由治疗前的(91.96±21.87) IU/L升至(200.76±56.43) IU/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542, P＝0.035)。208例HBV血清学标志物均为阴性的患者在治疗前后多次检测了HBV血清学标志物，相邻2次检测间隔时间为(26.2±5.3)个月，尚未发现有乙型肝炎表面抗原由阴转阳的患者。结论HIV感染者发生HBV暴露的风险与疾病所处阶段无明显关系，但抗-HBs阳性率及其效价与CD4+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有关。监测抗-HBs效价和HBV血清学标志物的变化，有助于深入认识抗-HBs的保护作用和科学评价HBV暴露后的感染风险。

简介：摘要目的通过分析203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出院患者的临床资料，探索重症患者的预测因素。方法纳入2020年1月1日至2月1日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连续住院诊治并出院的COVID-19患者，分成重症组和非重症组。收集纳入患者的病历资料，分析两组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治疗和预后等。统计学方法采用Mann-Whitney U秩和检验和χ2检验。结果共纳入203例COVID-19出院患者，常见的临床表现为发热(89.2%，181/203)、干咳(60.1%，122/203)、胸闷(35.5%，72/203)、气促(29.1%，59/203)和肌肉/关节疼痛(26.6%，54/203)。从开始出现症状至入院的时间为5.8 d(1.0～20.0 d)。203例COVID-19患者中，重症组107例(52.7%)，非重症组96例(47.3%)。重症组年龄为60岁(23～91岁)，大于非重症组的47岁(20～86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6.12，P<0.01)；重症组有至少1种基础疾病者占63.6%(68/107)，大于非重症组的20.8%(20/9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7.60，P<0.01)。重症组白细胞计数升高比例，淋巴细胞计数、白蛋白的下降比例，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肌酐、乳酸脱氢酶、肌酸激酶、空腹血糖、D-二聚体、红细胞沉降率、C反应蛋白、白细胞介素6、降钙素原的升高患者比例均增加。203例患者中，172例(84.7%)入院时影像学检查已显示双肺斑片影、磨玻璃影；20例(9.9%)合并胸腔积液；平均间隔5 d复查影像学发现，55例(27.1%)显示肺部病变进展。203例患者中，123例(60.6%)入院即给予氧疗，107例(52.7%)给予糖皮质激素短期治疗，131例(64.5%)给予抗病毒治疗；26例(12.8%)死亡。住院时间为11.0 d(1.0～45.0 d)。结论COVID-19患者的症状中发热占的比例最高，老年、合并基础疾病患者易进展为重症。对于老年患者，应加强早期监测，重视基础疾病的控制，减少危重症的发生。

简介：摘要以2004—2018年国家艾滋病（AIDS）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中湖北籍的22 980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抗体阳性（HIV感染）/艾滋病（AIDS）者为研究对象，纵向观察其恶性肿瘤发病率、死亡率及标化发生率（SIR）。22 980例HIV感染/AIDS者共随访113 164人年，年龄（47±11）岁，其中男性80 635人年、女性32 529人年，明确诊断恶性肿瘤者323例（男性217例、女性106例），其中非霍奇金淋巴瘤（NHL）、宫颈癌、肝癌、肺癌和卡波西肉瘤（KS）者占70.0%（226/323）；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为285.43/10万（男性269.11/10万，女性325.87/10万），死亡率为169.67/10万（男性184.78/10万，女性132.19/10万）。广泛开展抗反转录病毒治疗后，HIV感染/AIDS者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与本地区普通人群相似，KS、NHL、霍奇金淋巴瘤和宫颈癌是本地区艾滋病相关肿瘤，需注意在艾滋病相关恶性肿瘤患者中完善HIV筛查。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患者并发中枢神经系统（CNS）机会性感染（OIs）的临床特点和预后影响因素。方法收集2012年1月至2018年3月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住院的153例临床诊断为AIDS并发CNS OIs患者的一般情况、临床表现、辅助检查、诊断、治疗以及预后等。随访半年，根据半年内患者是否死亡分为死亡组和生存组，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AIDS并发CNS OIs患者预后影响因素。结果153例AIDS并发CNS OIs患者疾病诊断依次为新型隐球菌脑膜（脑）炎73例（47.7%），不明原因CNS感染27例（17.6%），混合感染性CNS疾病14例（9.2%），CMV性神经系统疾病12例（7.8%），弓形虫脑病12例（7.8%），结核性脑膜（脑）炎9例（5.9%），神经梅毒5例（3.3%），单纯疱疹病毒性脑膜脑炎1例（0.7%）。经对因和（或）对症治疗后，102例（66.7%）患者病情稳定，51例（33.3%）患者死亡。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意识障碍、肌力下降、外周血CD4+ T淋巴细胞计数< 25个/μl、并发EB病毒（EBV）血症均为AIDS并发CNS OIs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P = 0.000、0.014、0.012、0.005）。结论AIDS并发CNS OIs的疾病诊断种类较多、诊疗难度大，且病死率高。CNS功能严重受损、免疫功能严重缺陷、并发EBV血症是AIDS并发CNS OIs患者死亡的主要危险因素。临床上需对上述高危患者进行早期筛查，早期发现CNS OIs并及时针对治疗可降低其发病率和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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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分析多层螺旋CT在小儿气管支气管异物中的诊断价值。方法以我院2014年3月-2015年3月收治的120例小儿支气管异物患儿作为研究对象，采取螺旋CT扫描和X线检查，对比两者检查结果。结果120例患者中，采用X线检出98例，检出率为81.67%，有22例未检出；使用螺旋CT检出117例，检出率为97.5%，只有3例未检出，二者数据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作为检查小儿气道异物的方法，X线的分辨率明显比螺旋CT扫描低，并且后者还能清楚显示异物的位置、形态及对气管的堵塞情况等，对气道异物的诊断和鉴别诊断具有重要价值，可作为首选的确诊小儿气道异物影像学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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