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审委会讨论案件逐年下降的背景下，院庭长讨论案件成为一种重要的司法决策方式。院庭长讨论案件机制在现阶段有其合理的一面，如刑事审判的诸多特征为院庭长讨论案件机制的存在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院庭长讨论案件机制承载了一定的功能，同时，司法腐败等因素的存在决定了院庭长讨论案件机制的现实必要性。但院庭长讨论案件机制不符合刑事司法的运行规律，且其规制刑事裁判权的功能有限。未来对其的改革可以从长期和短期两个方面来考虑。

简介：检察机关的职权与功能，决定了基层检察院必须设置科学合理的工作机构。尽管当前基层检察院内设机构基本适应检察权运行的需要，但还存在机构设置依据不够充分、程序不够规范等问题，这与机构职能定位不准、管理模式行政化、法律规定过于原则、过分强调内部监督等原因有关。基层检察院内设机构的重构，应当体现权力配置的一般规律和检察权的特殊规律，同时遵循法治、协调原则，统一设置职务犯罪侦查局、公诉局、批捕局、诉讼监督局、检察事务部和检察政治部的“四局两部”制模式。

简介：刑事和解机制作为一项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新型刑事案件解决机制，较好地实现了被害人、加害人、国家及社会利益的契合，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认同，但由于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定，各地的探索实践不甚统一和规范。相关保障制度的缺乏，也导致刑事和解机制难以实现最大效能。针对这些问题，可以在现行法律框架范围内，积极健全完善。

简介：讯问犯罪嫌疑人在审查逮捕制度中具有重要意义，这得到了检察机关话语层面的认可。调查发现，讯问并没有达到话语层面的强制性要求，是否讯问以及如何讯问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具体讯问侧重于获取有罪供述，但也兼顾核实案件事实与证据的疑点；整个讯问过程权力化色彩浓厚。此种状况有其内在原因，难以作出否定性的评价。未来应该从权力正当性的角度关注讯问的制度意义，并由此进行相关制度的改革。

简介：面对刑事案件量激增的社会现实，为实现案件的有效分流，更好地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对轻微犯罪切实贯彻宽缓刑事政策，浙江省绍兴市基层检察机关进行了认罪轻案程序改革，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要构建独立的中国式认罪协商制度，必须修改《刑事诉讼法》，建立全面的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在场制度，明确适用认罪协商案件的范围，赋予认罪协商以明确的法律效力。

简介：在刑法典中统一规定金融犯罪是妥当的。对于金融犯罪常见的采用列举的方式进行规定为叙明罪状，难免有疏漏之处。金融犯罪的法定刑幅度全部采用相对法定刑，符合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的要求，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金融犯罪中的单位犯罪存在着立法思想混乱的问题。我国金融犯罪的客观方面应多采用混合情节犯以及堵截式规定。有些金融犯罪立法应当明确为目的犯。金融犯罪构成形态的立法设计不宜首选行为犯，而应根据具体犯罪危害的大小、中国社会的容量等因素出发选择行为犯或结果犯。

简介：在新一轮司法改革的过程中，优化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的配置是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当前职务犯罪的新变化以及司法改革的大趋势使得给检察机关配置技术侦查权具有相当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但同时也应当对其有所规制。

简介：科技强检是创“五好”检察院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推进“五好”检察院建设的重要手段。目前，有许多科学技术手段已被检察工作所利用。而应用最普遍的当属计算机技术。应用计算机技术提高检察工作的水平和效率，已经被实践所证明是有效的，也已成为广大检察干警的共识。但是，计算机技术在检察机关的应用仍然不普及，其功能利用不够充分。一、检察事业的发展，要求高水平的检察信息工作近年来，随着有中国特色检察事业的发展，检察信息工作在为领导决策反腐败斗争、决策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决策各项检察业务工作的开展、决策检察工作如何服务服从党的中心工作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检察信息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检察情报信息，如，举报线索，案源信息，社会治安的动态等等，这是检察工作的源泉；二是检察动态信息，如检察工作部署的落实情况，各类检察统计数字，各类具体案件的办理情况等等，这是领导决策检察业务工作的参考；三是政策信息，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指示，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同级党委的重大工作部署，这是检察工作服从于党的中心工作的重要依据；四是法律信息，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颁布的法律、司法解释、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这是检察工作开展的准...

简介：基于犯罪预防需要，有必要在刑事领域就与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法律关系相似的不作为犯罪要素进行研究。网络技术措施是网络时代维权的重要手段，也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维护网络秩序的核心义务，应当在明晰相关技术环节的基础上提出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犯罪行为的司法判断规则。必须积极探索不作为犯罪义务来源的合理限制途径，在合理打击网络犯罪与保障犯罪嫌疑人实体权利之间，寻求刑法制裁合理扩张与限制的平衡。

简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规则定位上反映的是＂程序理性＂而非＂实体理性＂,在法律效果上对辩方有利而非对控方有利,在事实认知上妨碍事实查证而非促进事实查证,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体现了一国刑事司法的法治水平。目前我国严格运用证据排除规则存在十大技术难题,即定义难、辨别难、提出难、举证难、调查难、对质难、认定难、排除难、协调难和配套难。＂两院三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在价值理性层面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实质确立。在技术理性层面是否解决或者部分解决了上述十大技术难题,需要将其15条规定逐条与上述技术难题进行对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