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王弼易学有三个特点,即条例义理化、形上本体化、具有内在性.朱熹在少年时用数年时间研习立于官学的王弼易学,从而受到了王弼易学思想的深刻影响.王弼的太极学说是朱熹太极本体论的思想渊源.

简介：

简介：<正>朝鲜是中国以外孔子思想传入时间最早、传播领域最广、接受儒家思想影响最深的国家。孔子思想传入朝鲜后,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为推崇孔子,表彰儒学,显示崇儒重道,历代封建王朝陆续修建奉祀孔子的庙宇,使朝鲜成为中国以外建有孔庙最多的国家。孔子庙发展的社会背景

简介：本文介绍了中的数学知识,重点讨论了中的数学与的传承关系,从而进一步揭示两者之间"源"与"流"的关系.

简介：先民信奉的术数有天启与人为之别。天启是消极被动地等待“天垂象，示吉凶”，人为则是以卜筮“决嫌疑，定犹豫”。龟卜繁难，筮占简易。殷人尚卜与周人用筮，实为不同民族的稽疑习惯。周人受封于商，殷周始有文化往来，而周人迁岐之后，殷人之龟卜乃行于周邦，但周人仍以筮占为主。周朝开国立基，依其传统的稽疑之法编纂筮书，称之为《易》，其命名之朔，正是着眼于龟卜的繁难与筮占的简易。而《周易》卦爻辞乃旧有之象占、星占及筮占甚至龟卜之辞的鸠合与改编，具有相当程度的加工与润色。六十四卦卦画符号的原初功能就是“纪数”与“检索”。内“贞”外“悔”的爻辞顺序，也是针对六十四卦卦画绝大多数皆可“表里视之，遂成两卦”所作的规定。因此，《易》之所以名“易”，一是相对龟卜而言，筮占简单容易；二是筮书编成之后，卦画符号具有方便的检索功能。而各种不同的筮法，皆可视为筮书的不同检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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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文化工业作为科技与文化融合发展的第一阶段，市场自发地以科技改变文化的表现和传播形式为文化的市场化和大众化做出重要贡献。以英国创意经济为标志的新兴产业可作为文化与科技的整合阶段，因其自觉地对创意设计的创造性和人文性的重视，使文化成为主导，科技为人所用，重新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设计哲学用创造性和人文关怀重新对文化与科技加以整合，它的出场不仅给创意工业乃至国民经济注入活力，还暗合了以“创造”为焦点的经济社会实践诉求的现代性转型，人本身能动性、创造性、艺术化生活追求以及对科技的运用越来越明显地成为社会变迁的主导力量。强调文化和科技的整合而非融合是我国文化建设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

简介：<正>王守仁(1472—1528)一直是备受学术界关注的研究对象,有关他的心学思想,中外学者已多有论述。然而,对王氏推行的乡约模式及与其与心学思想的关系,学界似未予应有之注意,实则,南赣乡约既体现了王氏在主张“知行合一”的过程中,修养和践履、道义与事功的统一,也是其感叹“除山中贼易,除心中贼难”之时,为安靖地方,防止山民为“贼”,在“心即理”说的指导下,所倡行的治乡方略与实践,是王氏的心学思想与其政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简介：马克思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论证了社会是人与自然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阐述了“现实的个人”是唯物史观考察社会历史的出发点和前提，揭示了人的实践活动的物质动因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分析了社会历史发展和个人全面发展相统一的过程。

简介：以“应该”的语言来表达具有规范性的实践规则，并以此去引导行动，这是现代实践哲学的一个基础性思想。通常认为，在两个关键的指标上，道德意义上的“应该”不同于其他意义上的“应该”概念。这两个指标，一个是“应该”概念所表征的规范特征，另一个是“应该”概念所蕴含的规范力量。

简介：梁漱溟从文化比较的角度，以不同于启蒙理性的新思路，分析了现代性中的传统、现代化的多元倾向和从民族传统中挖掘现代性资源的重要性。他以传统儒学为基础，用佛学和西方哲学对儒学经典进行了现代诠释，讨论了儒家传统资源在现代国家和社会建设中可能有的意义。他的乡村建设实验试图重建农村的礼俗机制并导入科学技术，以造成儒学复兴的社会基础，把寻求传统文化价值的空间，从书斋引向社会，把传统儒学的道德实践转化为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社会整体实践，从而扩大了儒学的实践性。

简介：管子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在历史上曾写下辉煌的篇章。管子的思想受到历代学者的关注，也发挥着重大作用。1909年，清政府和立宪派忙于“预备立宪，维新国政”，著名学者梁启超把目光投向管子，为管子重新作传。梁启超从史学家的责任和精神出发，认为管子在先秦时就已经初步主张在中国实行立宪政治，从而将管子的爱国精神、民族主义置于近代民族危亡的环境下进行解读。

简介：心态史的兴起，为我们认识历史和研究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与路径。心态史研究，可以使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层次的研究，获得更加接近于历史时代和事实的研究结果。在心态史视野下，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兴起与发展繁荣的根本性前提是，在12—18世纪的西欧发生了一场社会心态革命。这场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实际存在构建了一种新的“爱恨秩序”，规定了资本主义生活中的价值优先或后置规则（伦理），规定“资本主义人”的世界观和世界认知的结构与内涵，为资本主义提供了道德上的合法性与行动上的可行性。

简介：仁的“偏言”与“专言”话题源自程颐所说“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重点在如何看待仁在整个德性体系中的地位，并涉及仁是作为至善整体还是特定的德目等多方面的问题。程颐通过对《易传》“乾元”和“元亨利贞”的阐释，以“生”为纽带，将四德五常联系为一个整体。以生论仁，既关联存在论的性理，也含摄宇宙论的生理，力求从仁的“偏言”与“专言”入手揭示出仁的特色和性质。朱熹讨论仁的“偏言”与“专言”。通常是将其纳入到“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的框架之中。基于生气流行，“心之德”可以是“爱之理”，双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仁的至善整体与流行实施中的德目最终相互发明。

简介：中国人的“自私”行为和“公德”缺乏，不是一个筒单的道德现象，它的“不道德”获得了一种“道德信念”的强烈支持。回溯历史可以发现，这个道德信念的制度背景和基础都带有明显的“公”的性质：中国农业产权的显著特征是“公”；中国社会分配的调节制度是“公”；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是“公”。在这个“公”与“私”的悖论之后，其逻辑转换的关键点是个体权利的极端缺乏。作为历史长期演化的产物，“私心”虽然不应该受到过多的道德道责，但却十分不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扩大个体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收入的调节问题则应该通过建立和完善现代社会化保障制度来解决。在此基础上，弱化“分配正义”，发展出承认个体交易选择的“交换正义”，牢固地确定个体的私有权利。

简介：本文通过对沃尔玛公司工会与另一家外企工会案例的分析，阐述了当前中国工会与企业之间关系的主题。本文认为，劳动关系市场化条件下，中国工会与企业在工会组建与运行上达成了一个共识，即企业“依法”组建工会并使工会在形式上运转起来。但企业“守法”的前提条件是企业工会不至于影响到它在经营与管理上的垄断权，而对企业方“守法”行为的让步，上级工会则不会去追究与监督企业“守法”行为是否能够真正维护职工切身利益。所以在当前，围绕“守法”这个界限，双方形成了一种默契的局面，即企业形式上“守法”，而上级工会则形式上“维权”。一旦双方有一方突破这一界限，则会引发冲突，企业可以用不合作的方式阻挠工会的运转，而上级工会则可以用“维权”的名义进行干预。这里的“维权”我们可以把其理解成促使企业在形式上“遵守”国家的劳工政策。

简介：“战”之词义，主要有两解：一曰交战，一曰交媾。本文认为“战”在哲学层面上体现为斗争与相合的统一，相合是其本质，“交战”义则违背了“生生之谓易”之至理；征之帛书《周易》和《焦氏易林》．认为“战”确有“交媾”义，怛“交媾”未能传达《易》“战”形神兼备之神韵：“战”既勃发着流宕不羁的野性，又凸现至情至睦之质；既充满情感，又饱含形象性，它是远古时代情蕴的写照。对于这样一个浓缩了《周易》精神的词汇，我们应该从哲学和情感两个层面上把握它。而不应该简单化、机械化地观照它。

简介：《毛诗序》有相对一致的解释思路，十五国《风》、大小《雅》各部分的《序》表现出一定的系统性，相邻的《序》文也往往有一定的关联度，则其很可能成型于一人之手。三家《诗》本无序、四家《诗》解说有不少歧异，说明《毛诗序》非出于诗人、国史、周之乐官、孔子、子夏。先秦时期虽也有以政治教化、伦理道德解《诗》的趋向，但尚未成为普遍原则。《毛诗序》与三家《诗》皆以政治教化、伦理道德解《诗》，洗明它们是同一时代的选择。而《毛诗序》比三家《诗》有更浓厚的政治教化的意味，则《毛诗序》晚于三家《诗》的创立。三家《诗》的创立在高后至文帝时，结合《序》《传》关系、《序》的资料来源，可以断定《毛诗序》的成型在景帝前元二年至中元五年间。

简介：以文道统一,情理统一,人艺统一为基本内容的美善统一,是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在秦汉审美文化中得到了极为充分的富于时代特征的表现.在秦代,它是以极端功利主义的尚用形式表现出来的.在汉代,几乎所有的思想流派都主张审美、文艺服从、服务于政治教化、伦理重塑、人格再造、稳定大一统的主旨,这种强调美善结合、刻意弘道济世,注重政治教化的审美功能观,在汉代审美文化的理论形态、感性形态和生活形态都有显著的表现,成为秦汉审美文化显而易见的特征.

简介：两汉《诗》学，主要有今文的《鲁》、《韩》、《齐》三家和古文的《毛诗》一家。《毛诗》曾先后被河问献王和王莽短时间地立为博士，今文三家则自开创者起就被朝廷立为博士，宣帝时进而一道列为朝廷官学。一经数家而非出同门，这在西汉是绝无仅有的。西汉的皇帝为刻意维持这种历史的传统和争鸣的局面，大都兼而习之，或至少学习三家中的两家，如昭帝习《韩诗》、《鲁诗》，元帝习《鲁诗》、《齐诗》，成帝习《齐诗》，哀帝习《鲁诗》、《齐诗》。从其取舍不难看出，三家《诗》的地位在西汉并没有高低之别。这一长达二百年的学术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