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在我国,量刑偏差及不平衡比较严重,同种犯罪由于不同地区,不同审判人员的处理而受到轻重悬殊的刑罚裁量。重罪轻判,轻罪重判,特别是偏轻、偏重的现象较为普遍。华东政法学院所做的量刑问卷调查表明,30％的案件处理和30％左右的审判人员的主观判断出现偏差,偏差程度少则半年,多则10年以上。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引起不少专家、学者的重视和研究,他们在分析量刑不平衡原因的基础上,对标准化量刑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其中

简介：近些年来，随着大众传媒的发达，某些刑事案件由于媒体的报道迅速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从而形成舆论影响司法审判的印象。然而，无论是通过社会舆论表现出来的“民情”还是“民愤”，都是法官在量刑过程中应当考虑的民意。文章通过逻辑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方法，从法理和司法实践的角度阐明了民意作为量刑依据的正当性，提出这种民意应当是普通民众在充分了解案情的前提下根据朴素的正义观念、善恶标准和道德情感对被告人应当如何接受刑事惩罚所形成的意见。文章提出，合理的民意应当具备三个方面特征：为“公益”而非“私益”；为“公意”而非“众意”；为“常情”而非“矫情”。

简介：为缓解量刑失衡的局面，量刑规范化被列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量刑规范化牵涉实体与程序诸多方面，就实体方面而言，不论传统的综合估量式的量刑方法还是以量刑精密化为追求的电子量刑等方法，均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基于量刑司法裁量的属性，立足于我国的现实，可行的对策是：分阶段稳步推进，逐渐形成全国统一的“操作规程”版的《量刑指导意见》与案例指导一道发挥作用的量刑模式。

简介：公诉机关与被告人的协商与合意是认罪认罚从宽的前提与基础,量刑建议正是基于协商与合意而具有法律约束力。在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是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前提,是检察机关客观义务的体现,是裁判者量刑的依据,也是被害人服判息讼的基础。明确、规范、合理的量刑建议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案件诉讼结果有清晰的预期,能更好地促使被告人与公诉机关进行有效协商、确保法官量刑裁判的精准化与统一化。

简介：量刑建议是近年来检察改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是一种司法请求权。构建量刑建议制度可以使有关量刑的问题公开化，防止暗箱操作，有效维护司法公正。通过对近年检察机关推行量刑建议制度改革的梳理，对现有成果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客观的总结，并明确指出我国已具备构建量刑建议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提出了我国构建量刑建议制度的设想。

简介：李昌奎案启动再审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是不当的。从刑法学角度切入，从该案再审改判要考虑的主要量刑因素、不符合量刑原则和不符合死刑量刑政策等三个方面来论证：量刑因素主要是指法律上的裁量因素（“自首”和“不是必须立即执行”）和裁量上的量刑因素；再审改判主要是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简介：《刑法修正案（九）》和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为贪污受贿罪创设了新的量刑标准,新量刑标准在理解和适用中存在诸多疑难问题,需要从理论上予以剖析和解答。在贪污受贿罪的量刑中,应根据案情确定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多数情况下犯罪数额和犯罪情节分别是两罪的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少数情况下这种关系可能发生颠倒。基本犯罪构成事实用以确定起点刑,非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在此基础上增加刑罚量。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将犯罪数额和犯罪情节设定为贪污罪和受贿罪的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和非基本犯罪构成事实,情节在数额的基础上发挥升格法定刑的功能,但却丧失了法定的独立量刑标准的地位。司法实践中可以参照关联性犯罪的入刑标准来把握可量化情节的严重程度,不可量化情节的严重性由法官自由裁量。贪污受贿罪量刑新标准有四种法定刑升格模式,法官应当通过对情节严重性和案件整体危害性的综合考量来决定是否升格法定刑。犯罪数额和犯罪情节都可作为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基本犯罪构成事实达到上一档法定刑处罚标准下限的1/2以上时,辅以一定量的非基本犯罪构成事实,才能升格法定刑。

简介：为了规范量刑，减少量刑偏差，英美法系国家制定了系统的量刑指南。我国刑事审判实务中量刑失衡的现象非常严重，因此，不管在实务界还是理论界都积极进行探索，主张制定中国的量刑指南。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五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针对某些案件制定量刑指南。然而．量刑指南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要将它放到整个刑事司法体系中进行思考。本文以美国联邦量刑指南下的检察官裁量权为线索，分析了检察官裁量权与量刑指南的衔接关系．期许为我国制定量刑指南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简介：量刑程序改革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点所在，作为与庭审程序改革的衔接程序，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应得到制度化推行。推行量刑建议制度的关键点在于对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进行分析。以证明其权力行使的正当性。从理论上看，量刑建议权的本质是公诉权，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是履行其本质职责．并非与审判机关“抢权”．行使量刑建议权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从法律依据上看，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既有宪法依据，又有刑事诉讼法依据，因此，行使量刑建议权只是对法律的正确理解和使用．而非超越现有法律框架的“司法创新”。在此前提下．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行使的探索经验及时进行总结．将会对这种制度的建立提供必要的实践支撑。

简介：<正>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5条和第16条对人民法院关于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普通刑事案件的审判级别管辖作了明确而又原则的规定;基层人民法院无权进行审判,至少要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第一重审理。毫无疑问,这完全是单纯从量刑的角度来规定无期徒刑、死刑的普通刑事案件的审判级别管辖的。然而,只要我们认真分析便不难看到,把量刑轻重作为确定普通刑事案件级别管辖的唯一依据是不科

简介：在国际一体化、互联网迅猛发展的今天，网络被运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在北美90年代互联网就被运用于司法部门，而我国的网络产业时下正方兴未艾，用户已跃居世界首位。在这一形势下，把新科技运用于裁判量刑，可谓符合时代潮流。

简介：当前我国各级法院正全面推行量刑规范化改革,这对刑事二审刑期改判必然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在对过去30年来二审刑期改判数量和比率方面的变化特点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借助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量刑规范化改革背景下二审刑期改判的走向和趋势,对于进一步深化量刑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之后,影响一审量刑和二审刑期改判的主要变量趋同,二审与一审量刑将有趋同的可能;二审刑期改判会受到一定限制;二审刑期改判率会下降;二审减轻刑罚率也会下降。

简介：<正>案情简介:被告人常某1993年4月5日下午下班骑车回家途中,偶遇一骑自行车人与骑摩托车人相撞,撞车二人当即昏迷。围观群众十几人。骑摩托车人(第二天死亡)在撞车时,挂在摩托车把上的手提包(内有一万元人民币)被甩出,落在被告人自行车旁,二捆人民币(一千元一捆)甩出包外,被告人顺手将二

简介：最高人民法院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已逾十年，在确定宣告刑的量刑方法上，经历了从“定量分析为主，定性分析为辅”向“以定性分析为基础，结合定量分析”转变的过程，本文在介绍这一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着重通过分析“定量分析为主，定性分析为辅”量刑方法存在的弊端来论证“以定性分析为基础，结合定量分析”量刑方法的合理性，认为后者是在尊重刑法规定的基础上对量刑活动的归纳、总结，同时结合具体案例对该原则的细化进行了论述。

简介：<正>盗窃罪作为单纯的财产犯罪,其盗窃财物数额的大小,是表明其行为社会危害程度轻重的重要标志,一般情况下,盗窃数额与社会危害程度成正比关系,因此,我国刑法第151条、第152条把盗窃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作为定盗窃罪和适用法律的必要条件。在共同盗窃犯罪中,盗窃数额包括:盗窃总额、参与盗窃数额和分赃数额。而在一般共同盗窃犯罪中,主要涉及参与盗窃数额和分赃数额。

简介：《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重大修改,引入了数额与情节并重的二元定罪量刑标准.最新的司法解释具体化了这一标准.从规范法学的角度对有关情节的适用加以考查,存在着情节标准中的数额问题、标准竞合下的情节适用问题以及数罪并罚下的情节适用问题等争议问题.对于情节标准中的数额问题,应当坚持罪刑相适应的基本要求,将特定“情节”的数额因素比照“数额”标准加以考量.对于标准竞合下的情节适用问题,应当以数额为基准,并辅以“重法优于轻法”原则加以处理.对于数罪并罚下的情节适用问题,应当贯彻充分评价与禁止重复评价之原则,区分不同情形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