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刑事诉讼权利宪法化始于美国,并呈现出国际化发展趋势.考察美国宪法与“权利法案”的形成背景,展现的是人权保护意识的逐步深化和制度完善的过程,特别是宪法权利可诉性的确立将其上升到操作层面.我国宪法在赋予公民权利的同时也有特殊保护条款,为顺应国际潮流,加大人权保护力度,应当审慎借鉴并逐步实现刑事诉讼权利的宪法化.

简介：<正>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中占据绝对的主导或者领导地位,个人只对消费资料拥有所有权,因而国家对这种消费资料所有权的保护是无足轻重的。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中除公有制经济外,还存在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及三资企业,即使是公有制经济,其存在和活动的方式也与计划经济体制下有着巨大的差异。市场经济的前提或者基础在于国家承认并保障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当然包括承认并保障个人财产权。

简介：<正>在人们都在关注我国实行“法治”的进程的时候,自然也就关心和注视执政党、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如何对待宪法,并且注意倾听法学家们如何评价有关宪法的作为。人们关心宪法的尊严,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巨大进步。人们把维护宪法的尊严看作是实行法治的根本所在,从而也把中国的未来与此相联系。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发表了郭道晖同志的《论宪法演变与宪法修改》的文章。这是在人们关注宪法尊严的氛围中,法学界的一次表态,值得重视。

简介：一般而言，各国宪法通常将修宪权授予代议机关行使，或者直接付诸公民复决。虽然在有的国家，行政机关或者国家元首也可部分参与修宪程序，但是，至少就宪法规范而言，很少国家授予司法机关参与修宪程序的权力。不过，修宪程序并不能得到全面有效的遵行，这是各国宪政实践中经常发生的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宪法修改的法律效力问题就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应当由哪个机关来判断宪法修正案的法律效力？司法机关可否进行这样的判断呢？这就涉及到修宪程序的一个基本性质问题，即，修宪程序是政治问题，其间出现的效力争议应当由政治部门自行解决，还是一个可以由司法机关介入其中进行判断的法律问题？

简介：

简介：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写入宪法。将“五位一体”建设的有关内容载入宪法。完善关于经济体制的规定，进一步发挥宪法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规范与确认作用。增加公民保护环境的权利和义务，进一步完善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体系。增加“国家安全委员会”一章，确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宪法地位。增加司法制度的授权性和原则性表述，为司法体制改革提供宪法依据。根据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两岸关系的定位，修改宪法序言中关于台湾问题的表述。

简介：基本范畴与方法,是一个学科形成与完善的标志。2004年至2014年,中国宪法学者围绕这两大主题展开了持续十年的自觉积累,以持续十届的＂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平台呈现出来。通过对十届会议的与会学术材料进行计量统计与实证分析,可以获得十年宪法学发展的缩影：在这里,我们收获了围绕文本的规范共识和中国意识、比较宪法学的丰富视野、中国宪法学的实践性品格、青蓝相接的学术共同体。与此同时,迫切需要我们提升的空间有：中国宪法学范畴的体系化、宪法解释学的有效开放性、宪法学实践性的全面化与实效化、各届会议之间有待持续聚焦与传承积累,于此也可管窥中国宪法学今后相关的发展方向。

简介：宪法适用就是国家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应用宪法规范处理具体案件或纠纷的专门活动。中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或者修改法律的活动，国务院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的活动，都不属于宪法适用。不论从权力来源方面看，还是从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实体法依据来看，中国宪法第126条中的“法律”都是包括宪法在内的广义的法律，中国多元多级的立法体制，为人民法院对从属性造法机关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违宪审查，留下一定的空间。

简介：最高国务会议是＂五四宪法＂中专属于国家主席的一种会议机制,最高国务会议表面上议而不决,但由于特殊的人员构成以及毛泽东在当时巨大的人格魅力和政治权威,最高国务会议反而成为超越常规国家机构、党的机构以及政治协商组织的超级国家权力机关,是一种统合一切的事实上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五四宪法＂中国家主席制度的枢机所在。毛泽东作为国家主席,内在于＂五四宪法＂体制之中,并与全国人大、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组成常规政体结构。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即卡里斯玛担当者,又超乎在宪法之外,通过最高国务会议超越常规国家权力机关,由此形成＂五四宪法＂独特的二元政体结构。＂五四宪法＂是韦伯意义上的法理型统治和卡里斯玛统治的结合,内在地包含着毁灭自身的因素,为日后因接班人问题导致的宪法危机埋下了伏笔。

简介：宪法是近现代国家法律体系得以建立的基础。宪法以极具根本性的条文与结构形式,为国家政权规定一整套根本性的组织架构和运行规则,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国家特定的政体与国家结构、选举与议会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司法制度、地方制度等。宪法还规定公民的地位,规定公民与国家的关系,

简介：中国共产党建政后所制定之五部宪法性文件中，八二宪法最为特别：《共同纲领》和五四、七五、七八宪法都是革命宪法，这一点充分体现于其序言，它们均立足于革命历史叙事，而以革命证成统治之正当性。由此正当性论证，则确定国家了基本政治精神：继续革命。这样的继续革命必定是对中国文明的革命。八二宪法则与上述四部宪法有明显不同，最重大的区别，已由该宪法序言第一段表达出来：“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本文旨在疏解八二宪法序言第一段之大义。本文从本段宪法序言中梳理出中国历史条款、中国文化条款和中华各族人民条款。这三个条款，在政治上承认了文明相对于革命之优先性。由此，统治正当性的论证部分实现了从革命到历史连续性之转移。对中国文明的继续革命失去了正当性。这三个条款部分实现了国家的政治精神从继续革命到文明之转换。正是这一新的宪法精神改交了权力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国家权力不再凌驾于文明之上，法律不再凌驾于生活之上。相反，权力在一定程度上顺承国民的生活，对民众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保持开放。由此而有了人们以“改革开放”一词所描述的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来的制度变迁。就其实质而言，改革开放是中国文明之复兴。从宪法技术上说，由于放弃了继续革命之宪法精神，与此前宪法的短命不同，八二宪法也就具有生长之品质，而得以不断修订，始终具有效力。宪法序言第一段也敞开了中国未来进一步变革的可能性。

简介：<正>1982年宪法继承和发展了1954年宪法的基本原则,充分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丰富经验,并注意吸取国外的经验,规定了一系列有关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原则,扩大了公民权利的范围。这表明我国宪法作为人民的权利书,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仅仅有了宪法在法律上的原则规定,只是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确认,并不等于公民权利和自由就有了保障。还必须健全有关公民权利的立法,具体规定各项权利的行使方式,具体规定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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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十五大以后宪法学的发展”座谈会综述张吕好《中国法学》杂志社和中国政法大学宪法研究中心近日以“十五大以后宪法学的发展”为主题召开座谈会。来自全国人大研究室、国家土地局、北京大学法律系、清华大学法律系、《中国法学》杂志社、中国政法大学宪法研究中心等单位...

简介：<正>1982年宪法制定和实施以来,到现在已经十年了。这部宪法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依据,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科学地、全面地总结了我国人民长期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的,体现了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十年来,宪法的贯彻实施,在国家生活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

简介：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宪法学上的一个基本命题，受到多方宪法主体的影响。由于宪法基础的缺失，我国央地关系的协调呈现出了较多的非理性色彩。为此，就必须透过多方宪法主体之间的博弈与互动，理解和把握央地法律关系的实质和全貌，在宪政层面上实现央地间的规范性分权，构建起制度化的公平、公正的利益博弈机制。

简介：论美国宪法正当程序条款对自由经济的保护王继忠当代美国著名的法学教授伯纳德·施瓦茨在论述美国宪法史时写道：“今天的宪法性法律只是镀在第１４条修正案中关键性条款之上的光泽”。①“正当法律程序”就是他所指的关键性条款。由于联邦最高法院对这一条款进行扩大解释...

简介：美国宪法内涵了基本权利体系演化的巨大潜力,通过以权利为中心的宪法技术发展,实现了普通法原则与革命原则的有机结合,从而使美国达到了国家能力建设的历史高度。新自由主义和身份/承认政治的特殊联姻,对战后美国的“新政”宪法秩序形成了巨大冲击。当代美国宪法不仅面临来自内部矛盾的撕裂,其传统依托的“威斯特伐利亚”宪法框架也在全球化潮流中遭遇冲击。全球社会正在经历的深刻结构变迁,预示着美国宪法模式全球化的内在危机。在私法化、全球化与治理化趋势的多重挑战下,美国宪法已经陷入去政治化和泛政治化的双重困境之中。美国宪法的当代困境具有普遍代表性,这要求我们重新思考18世纪的宪法革命遗产,从中寻找新的历史进步动力。

简介：改革开放40午与宪法发展的良性互动是学界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实践说明，宪法对改革开放发挥了引导、规范与保障的作用，而这种作用需要宪法学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在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不同阶段，面对改革实践中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宪法学以问题为导向，在正当性与合法性、规范与事实的冲突中坚守学术的专业精神，积极履行学术的社会责任。特别是，改革开放起步的20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宪法学面向改革开放的实践，创新基本理论，建构学术话语，提高理论的解释能力，为改革开放的开启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

简介：司法解释应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两高”共同制定的《意见》，在权力来源、法律依据、制定程序依据方面存有缺陷和不足，变相越权取代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意见》使用“犯罪分子”的称谓，背离了无罪推定的刑法原则和人权保护的宪法原则。《意见》对自动投案认定标准的规定，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和刑法适用人人平等的刑法原则，引起了对职务犯罪与其他类型犯罪在自首条件认定标准上的不平等，导致了自首这一量刑情节方面的认定标准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