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从公司董事合治理的理论出发，讨论了作为“利害关系人”（stake-holder）的商业银行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理论基础。由于我国的上市公司一直以来有着极强的“银行依赖性”，而且商业银行的利益往往得不到公司董事合的重视。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公司法》修订之余，应当增加商业银行参与上市公司董事合治理的内容，在完善董事合治理的同时更好地保护商业银行的利益。

简介：为遏制刑讯逼供,我国构建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确适用的前提,是对＂刑讯逼供＂一词作出准确而允当的解释。＂刑讯逼供＂本系我国立法上之用语,国际上更为通用的是＂酷刑＂一语,而目前,对＂酷刑＂最权威的定义,来自联合国《反酷刑公约》,根据条约神圣的原则,依据《反酷刑公约》对酷刑的定义来解释刑讯逼供,基本是可行的。在司法适用上,解释和认定刑讯逼供,还应当注意根据具体个案进行具体判断。对于药物和催眠审讯,药物审讯应当认定为刑讯逼供,催眠审讯在征得犯罪嫌疑人同意的前提下可用,但不得作为定案根据。营救式刑讯逼供的合法性也应当予以否定。

简介：子长县财政投资评审中心主要任务是受县财政局委托履行财政投资管理和监督职能，对该县区域内的财政投资项目和财政融资项目的立项、招投标、概算、预算、决算等进行评审。为了适应评审工作不断发展的需要，中心对在职员工按照有关学习制度，采取集中学习和自学相结合的方式，坚持每周政治理论和有关财经政策、法规、条例的学习、并结合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学习相关的业务知识，

简介：保险人说明义务在司法实践中面临过度保护投保人利益的倾向。其原因主要源于保险人强势地位、立法的倾斜保护和法官的扶弱心理,并由此引发了对保险人说明义务的严苛司法审查。但从利益均衡的角度出发,也应考虑投保人可能的道德风险,兼顾保险人的效率和公平。法院司法审查应严格遵循《保险法司法解释二》对保险人提示义务和明确说明义务的要求,明晰免除责任条款适用的范围以及保险人举证责任,并通过引入合理期待原则等制度完善保险人说明义务。

简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必将对在刑事诉讼中承担侦查等重要职能的公安机关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对法治公安建设也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所谓＂审判中心主义＂的内涵一般包括理念法治化、证据严谨性及庭审实质化这三重含义,其中主要凸显的是审判的权威性、终局性以及对证据的判断认定。在＂审判中心主义＂导向下,公安机关一方面要树立牢固的法治理念,不断增强自身的法学素养和业务能力,强化证据法学观念,打造合格的执法队伍;另一方面,要在侦查机制、行政执法、内部考评制度等实际工作中做出相应的调整,改变＂口供为王＂、＂从供到证＂等办案思路,以适应＂审判中心主义＂的各项要求,使法治公安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简介：商南县疾控中心位于县城长新路中段，占地面积2006平方米，属财政全额拨款正科级卫生事业单位。现设有10个科室．在岗职工33人。承担着全县24万人的各类传染病、地方病、慢性疾病的预防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卫生监测检验、全民健康教育与促进等主要工作职责。

简介：在以西法东渐为特点的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中,外国法学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也带来了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法律观,并因此揭示出中国近代法史的世界史意义。先后担任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党政府顾问的法国法学家宝道在华期间曾经针对中国法律和政治写下了一系列意见书和论文。从他留下的作品中,我们可知,这一外国顾问本着职业精神,竭尽所能希望对中国法律现代化作出贡献。但他追求的并不是革命式改天换地的现代化,而是以渐进的方法更加务实地推进先进立法的实施。宝道对中国法的观察立足于其对欧洲法的知识,无论是对中国法律的评价还是改进意见,都是以欧洲法律为标准的。他的观点并未摆脱20世纪初逐渐形成的法学国际共同体的窠臼。具体而言,温和的进步主义和普世主义是所有投身法律现代化潮流的法学家都无法避免的思想底色。

简介：围绕合同法第68条、第69条、第94条第2款以及第108条的适用,国内学者对应如何理解传统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和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制度的关系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就在我国1999年合同法实施不久,德国立法者以的形式对其实施100多年的旧有债法体系进行了实质性和重大的修改,其中亦包括对不安抗辩权的修改,这为我们理解不安抗辩权和预期违约制度提供了一个新的比较法视野.

简介：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完成公法任务的新景象中，私人主体虽然从形式上看是私法主体，但是却承担着公法任务的履行责任，这对于传统法律制度提出了深远的挑战。公私协力中私人主体的基本权利能力问题成为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权衡各种学术与判例的基础上，私人主体活动的“公共任务属性”应作为参与公私协力的私人主体基本权利能力的判断基准。与一般私法主体不同，公私协力中私人主体基本权利能力的取得、变更和消灭具有特殊性，需要加以特别关注。

简介：中国古代在吏治方面经验丰富，成效显著；但是，由于受到传统文化局限性的影响，治理常常并不彻底，并且具有一定的反复性。我们以为，基于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和延续性，研究中国本土的吏治制度经验及其价值，对当今惩贪治腐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较为系统总结了中国古代在吏治领域的措施，特别是监察法治，对其效果进行了客观评述，并立足国情，以现代行政监察制度创新为中心，阐述了古代吏治经验的借鉴价值。

简介：作为明清社会“健讼”的重要证据之一，大量词状被递交到当时官府的情形引人注目。撰写词状往往需要颇为专门的知识与技巧，而这些词状的作者又是从何处习得？现藏日本、美国、台湾地区的讼师秘本与日用类书等稀见史料表明，以传授词状撰写之道为主要内容的讼学知识在明清民间的流传颇为广泛，当时的普通百姓若想获得诉讼文书范本亦非难事，晚明时期更是如此，尽管其传播途径在清代日趋缩小，但却始终未被彻底堵塞。

简介：抗日战争大后方司法改革，是南京国民政府自建立以来推行司法近代化改革进程，在全民族抗战的特定时空下演进的一个重要阶段，反映了战时司法的特色。以战时首都和陪都重庆为样本，梳理和复原抗战时期国家司法制度的重大改革及其在大后方的实施状况，尤其是大后方司法审判制度的改革及其实践，探讨和归纳全民族抗战的视阈下，大后方司法制度改革的理性与经验，以及战时司法的社会功能，无疑有助于弥补抗日战争史研究和南京国民政府法制研究的薄弱环节。

简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质上是监督权的重新配置，监察机关和监察权得以在此过程中产生。此次修宪为之作了颇多的宪法设计，尤其是对监察机关作为国家机构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进行了规定。据此规定，监察机关与权力机关是“产生、负责和监督”的关系，与司法机关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与行政机关则为“不受干涉，且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上下级监察机关间则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监察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间关系的运行需以宪法为遵循，同时，对宪法上监察机关和监察权定位和性质的考察，也需通过上述国家机关间关系的讨论来展开，并需注重机构设置与权力运行的实际轨迹。

简介：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政法院校学报联络中心成立大会纪要全国政法院校联络中心委员会在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的领导下，由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和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发起，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政法院校学报联络中心（简称“全国...

简介：《文学作品、司法文书与法史学研究》①将＂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故事与清代司法文书中的妄冒为婚案例加以比较,指出文学描述根本不能反映司法实践的一般情况。事实上,＂鸳鸯谱＂并非妄冒为婚案件,乔太守的司法风格与明清牧令也没有本质差异。从其他描写同类案件的小说来看,文学作品固然存在虚构成分,但并不必然与司法实践相背离,同时也具有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的史料价值。妄冒为婚是否一定导致婚姻无效,明清律学家亦持不同见解;不能以刑部在个案中的主张一概推断。

简介：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我国刑法中受贿罪的主观违法要素,对于该要件的性质与认定,在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素有争议。2016年4月18日两高颁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为他人谋取利益问题进行了具体规定。这一规定对以往司法解释既有继承又有超越,对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司法认定具有重要意义。该司法解释规定了四种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形,对此应当进行刑法教义学的阐释,以便为受贿罪的司法认定提供法理根据。

简介：行政规划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尚未制定《行政程序法》，不过《城乡规划法》中较多规定了行政规划公众参与制度。以《城乡规划法》相关规定为中心进行分析，可以得出我国公众参与行政规划的形式多样、程序粗简、实效有限、行政规划主体承担法律责任的范围狭窄等结论。据此并参酌域外经验，我国行政规划公众参与制度需作相应的发展完善。

简介：本文主要探讨了在美国商事仲裁中，运用揭开公司面纱理论使仲裁协议的约束未签字人的有关法律问题，如管辖权，法律适用，仲裁协议可约束的未签字人和揭开公司面纱的标准等，以及美国的有关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简介：民事恶意诉讼具有诉权行使的表面特征,但却隐含着非正当的目的追求。由于诉权是公民权利救济和启动国家司法权的中介,民事恶意诉讼司法规制的正当性需要从公民诉权保障和限制之间的平衡中加以探寻。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了以诚信原则为基础,以串通型恶意诉讼规制为中心,以第三人撤销之诉为辅助的规制恶意诉讼的制度体系,但恶意诉讼的界定、类型化以及审查程序等重要问题仍旧存在不同程度的欠缺。针对现有制度之不足,民事恶意诉讼的司法规制尚需要从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两方面进一步进行完善。

简介：行政诉讼裁判基准时,旨在解决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应以何时之事实及法律状态针对诉的理由具备性加以判断的问题。作为行政诉讼裁判基准时最主要的学理分歧,处分时说与判决时说因侧重点不同,并不存在绝对的孰是孰非,也无法简单地以＂原则/例外＂的模式来应对所有案件。法院对行政诉讼裁判基准时的确定,应以综合权衡个案中的各项考量因素为基础。在综合权衡的过程中,行政诉讼裁判基准时遵循＂层递式＂的确定规则：首先,根据首要考量因素——现行法的规定及其推论来确定;其次,现行法未规定且无法作出合理推论的,斟酌个案中的其余考量因素来确定;最后,依个案中不同考量因素将推出不同裁判基准时的,以修正的判决时说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