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长期以来,人们对越南民族(主要是指京族,也称越族)的龙文化有着这样一种传统看法,认为:越南属于汉文化圈国家,其祖先雒越人历史上曾是中国南方的百越之一,而中国是龙文化的发源地.所以,所谓越南龙文化,其实是源自古代中国北方中原民族(主要是指汉族)的龙文化,是中原民族龙文化的派生.当然,上述的这种看法,一般说来也并非毫无道理.不过,如果从民族文化本源与民族起源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从越南民族祖先雒越人龙文化的本源及其后裔越南民族龙文化的演变与中国古代中原民族关系的发展,既存在文化本源差异又存在文化演变的交融的内在因素看,对于“派生”说个中的某些问题,似仍有值得深入思考和论证的必要.一首先,我们之所以认为,“越南龙文化是古代中国北方汉族龙文化派生”这一传统看法,一般说来也并非毫无道理,那是因为,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古代炎黄族团就都视龙为神明,都以龙为部落图腾,后来炎黄的后裔以炎黄子孙自称,都自认为龙的传人.由于龙在中国民族起源中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并后来由此而产生和形成的中国龙文化,可以说,自古以来,不仅传遍神州大地,还远传于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伯利亚、南北美洲等地。特别对于曾是中国古代交趾地域的越南,中原龙文化传入时间之早,影?
简介:中国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已成一门"显学",且对相关研究、安全现实与安全政策产生了极大影响。中国40年(1978-2017年)的非传统安全研究整体上历经了酝酿与显现、阐释与呼吁、反思与深化、建构与拓展的过程;研究内容丰富且不断出新,逐步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类型;与国家决策的关系呈现"被忽视——边缘性——中心圈"的发展轨迹;研究驱动包括学理驱动、技术驱动、事件驱动、政策驱动和环境驱动;形成了涵盖组织机构、学生培养、知识传播、政策咨询和学术网络的制度化研究态势。在学术上具备了学派与学科的自觉,推动了安全思想的"范式转型"与"安全文明"的重塑,在政策上牵引着安全治理实践更加综合化与国际化。然而,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体系还未形成,专业性、科学性、国际性不足,未来非传统安全研究需要在全球安全的研究格局、元问题与分析框架、理论体系与学派自觉、方法论与量化研究、议题深究与国际对话上有新的持续推进。
简介:中国因历史、地理、科技和意识等原因,积累了较多的海洋问题。为解决这些海洋问题,中国提出了具体的海洋政策,包括优先使用政治方法解决海洋争端,兼顾他方立场提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合作制定规则、管控危机、资源共享的基本政策,坚持"双轨思路",提出"和谐海洋"理念等。它们蕴含丰富的文化要素,体现了中国文化以和为贵的特质。同时,中国的这些海洋政策,不仅具有国际法的基础,而且经实践检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符合国际海洋发展趋势。为此,国际社会应积极支持中国的海洋政策,使中国在搭建海洋平台、加强海洋合作、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为维护海洋安全和秩序、实现人类与海洋的和谐共处作出更多的贡献,以确保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维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国际法制度和国际秩序。这是国际社会的重大责任和应有职责,也是传承中国文化的应有之义。
简介:恐怖组织的认同构建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个体恐怖分子在群体中找到自我、组织内部同一性的构建以及组织一致对外的恐怖主义活动。在整个认同构建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恐怖组织内外群体文化融入策略选择的矛盾,具体表现为:第一阶段,潜在恐怖分子在主流文化中认同受挫,转而寻求加入恐怖组织。第二阶段,恐怖组织以自身所处的宗教文化为基础,构建其组织文化,并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加深组织成员对这一文化的认同,但与此相对,恐怖组织外群体却很难认同其组织文化。第三阶段,恐怖组织内外群体文化融入策略选择的矛盾持续激化,最终导致恐怖组织采取一致对外的恐怖主义活动。通过“伊斯兰国”作为案例,对上述恐怖组织的认同过程进行分析后发现,“伊斯兰国”的“成功”是与其“成功”的文化融入策略密切相关,而其在阿富汗的受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文化融入策略“失当”所导致的,即“伊斯兰国”在阿富汗不但无力完成与塔利班的竞争,而且无法解决组织面临的跨文化冲突问题。因此,在打击“伊斯兰国”等暴恐极端势力时,关注文化融入策略的影响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简介:随着大量复杂多变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以“非军事性”为特征的“资源性”安全困境日益凸显,冲击着各国政府及跨国组织的现有安全政策和安全合作机制,传统安全共同体难以应对新的挑战。文章通过对安全共同体理论的反思,提出了建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设想,对其特征、类型、动力、建构路径等进娜讨,并对多边主义进行了新的理论扩展。非传统安全共同体强调国家间面对共有威胁时的共同命运,提倡“类安全”意义上的联合与共享,是消解“资源性”安全困境的有效途径。“和合主义”以“优态共存”“共享安全”“安全共治”为核心范畴,是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价值前提,“多元多边合作”是建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最佳方案。同时,积极参与全球、区域、次区域等各层次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建构,也是中国践行“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