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文艺理论中关于文艺的审美属性、艺术美的存在形态、美感的效果与价值等的阐述存在着诸多静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文学艺术与审美、美的遭遇是一个历史事件,它们之间的关系在现代和后现代语境中发生了巨大变化。美本来是一个公认的具有正面价值的概念,却在20世纪遭到各方面质疑。文学艺术拒斥美,消费文化使美堕落为商品,日常生活审美化使美进一步贬值,自律美的观念受到批判,美之美学被宣告终结。在这个背景下思考和研究文学艺术的超越性,就不能再仅仅停留在形式美学的观点上,仰赖于审美感性和形式,而应该加强审美批评与意识形态批评的结合,更多地呼吁审美中的理性,从而规约和保证审美感性的价值。
简介:毛泽东对遵义会议的历史性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出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转兵的战略方针,并积极做党和红军一些领导人的思想转变工作,使他们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决裂,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条件。二是在遵义会议上深刻分析和批判了"左"倾错误路线,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和拥护,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是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三是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红军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掌握战争主动权,四渡赤水,取得战略转移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遵义会议是一次对中国革命具有深远影响意义的会议,而毛泽东对遵义会议所作出的伟大贡献也将铭刻在中国革命不朽的丰碑上,永垂青史。
简介:西方文化是物质之实体系统,重于实存的解剖分析;中国文化是心性之功能系统,重于德性仁心之虚灵性。中西文化之异辙异途,皆源于根系之大别,与流向之不同。欲厘定中西文化形态之异,必须沉落到其深层源头发生之处,看其如何在求生活动中,怎样处理种种求生关系。人在世界中只有三种关系: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身。在一个民族或社会中,三种关系不能齐头并进,只能据一而兼二(这是由社会性质决定的),显示了首出者之必然与神圣。据于物者,其兼性必本乎物(西方:化事为物);据于人者,其兼性必本乎人(中土:化物为事)。前者,属物之实体性文化,主于"买—卖"关系,遵奉因果律,严依数学·逻辑之精密计算与推演,达乎逻辑体系,成就了西方之科学、哲学与艺术,故有宇宙论、本体论等等之揽物弃性之诸多名目术语出场;后者,属心性道德功能性文化,主于中和关系,遵奉仁义道德律,严依"天人合一"中心性聚汇的生命空间之功能去组织、言说心性世界的活动与程序(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达乎纲目之网状形态,成就了中土文化的道德与艺术,故只有乾坤(阴阳)说、仁义说、纲目说、体用说等等之统摄心性而弃物性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只讲一个大道理的术语之产生。以上二者即是中西文化之本色本义。中西于文化的巅峰领域里,各有其突创性的成就与杰出的开拓者。故在研究《太极图说》中,有人说,中国的周敦颐,就是西方之康德,康德以先验理性超乎经验理性之上,成为西方哲学的巅峰;周敦颐以"无极而太极"之无极功能性(阴阳恒转)超乎一切粘上感性—物性的拖累、沉滞概念,成为儒道合璧的高峰。本文侧重于追溯、论述中国文化在发生源头上之特征,其"入头处",即是"天人合一"中之生命聚汇空间及其虚灵之体用论,而贯串其间的运转主轴即是中国文化
简介:很长时间里,文学理论上一直认为,文学是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即Ideologie。实际上,在汉语中,"意识形态"(Ideologie)与"意识"(Bewusstseins)、"社会意识形式"(gesellschaftlicheBewusstseinsformen)长期以来是混同的。人们把Ideologie译为"意识形态",但在一些影响很大的文学理论教材和论著中,"意识形态"一词又多指"意识形式"(Bewusstseinsformen)。不同的译法和用法,导致了"意识形态"这一汉语词在当代文学理论中的复义性。如果依据已广为流通的中文版《马恩全集》和《马恩选集》,则只能说文学是可以具有"意识形态性"(ideologischerNatur)的"社会意识形式",而不能说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
简介:重新阐发阿尔都塞的理论体系,需要对阿尔都塞的四个常识性判断——'阿尔都塞是结构主义者吗?''阿尔都塞思想是反历史的吗?''何为唯物辩证法?''多元决定论是多元论吗?'进行再思考。阿尔都塞着意于提出一种'断裂',为理论实践和现实的政治运行敞开一个可能的空间。从这一意义上说,对阿尔都塞的判定需要跳出(后)结构主义的解释框架。断裂以及由断裂迸发出的能动性,构筑出了开放的、处于永久发展中的历史性,这是阿尔都塞所肯定的历史性原则。唯物辩证法中的辩证法向度也只有在这一原则基础上才能得到理解。通过对'surdétermination'一词的重译,进一步指出阿尔都塞是以非确定的主导思想保卫马克思思想的合法性,其理论体系为整个当代哲学带来颠覆性的阐释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