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面对近年来呈高发态势的经济犯罪，我国从立法到司法实践中，都对这类犯罪给予了高度重视，集资诈骗罪作为该类案件的典型代表，在定罪量刑上频现争议。从这一现象背后折射出对于这类犯罪定罪标准不明确，量刑依据模糊的现象发人深省。民间集资行为是以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为基础的，对于这种行为如何能够成为集资诈骗罪，是一个从民事行为到刑事犯罪的过程，因此，从民法视角对该问题进行分析，试图找出民刑之间在该罪认定上的区别和衔接，并提出完善的相关建议。

简介：我国2010年五机关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虽然在适用程序上进行了系统的规定，但在裁判程序的独立性、诉讼效率、二审程序救济及相关配套制度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目前世界各主要国家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模式主要有审前证据禁止动议、审判之中的审判、声明异议和庭前听证几种，其形式虽然各异，但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考量却具有极大的相似性。针对我国目前的立法及司法现实，应借鉴国外规定，建立以庭前排除为核心，以审中、审后救济为辅助的多层次的程序结构，为排除非法证据提供有效的操作平台。

简介：近几年来，辩诉交易程序在欧陆出现了“普适化”的趋势。1989年，意大利在《刑事诉讼法典》中引入了意大利式的辩诉交易制度，成为欧洲大陆第一个引入辩诉交易制度的国家。2003年6月，意大利立法者为进一步实现“诉讼经济”的目的再次扩大了辨诉交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研究表明，这一修改对于提高诉讼效率卓有成效。2004年3月，以固守自身法律传统著称的法国也设立了“法式辩诉交易制度”，即所谓的庭前认罪答辩程序。这意味着辩诉交易制度已经跨越了法系的界限，全面实施于欧洲大陆的各个主要国家。辩诉交易的普适性并不意味着各国的辩诉交易程序整齐划一。事实恰恰相反。意大利和法国在辩诉交易程序的设计上大不相同，也与辩诉交易“来源国”美国差异极大。这充分说明了美国经验在欧陆的推行时面临着诸多阻碍，也产生诸多变异。

简介：指纹鉴定在司法活动中应用广泛,通常作为证据线索为进一步的侦查活动指明方向,或者和其他证据材料相互印证共同证明案件事实,但是在只有指纹证据材料的情况下,案件的事实该如何认定,审查逮捕工作中又当如何看待这些单独的证据材料,即单独指纹证据的证据力和证明力究竟有多大.本文在对我院近年来办结的单独指纹案件深入调查基础上,为下一步的检察工作尤其是审查逮捕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思路.

简介：人口流动频繁的大城市中，外来人口犯罪问题是当前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外来人口犯罪原因复杂，在治理的过程中，不可能单靠提高打击力度就能根治，必须多管齐下，多策并举，可以从外来人口道德、法律和职业能力培训，外来人口管理体制与模式，社会保障体系和维权体系，司法制度改革等方面进行综合治理。维护外来人口合法权利，保障社会稳定，构建平安和谐稳定的社会法制环境。

简介：检察机关必须在人民代表大会和社会各界的广泛监督和大力支持之下才能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才能创建人民群众满意的检察院和人民群众满意的检察队伍，这已是广大检察干警的共识。为拓宽、拓深检察机关接受人大及社会各力量监督的渠道，我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去年6月，我院率先在检察系统聘请了27名人大代表和3名机关干部担任我院的执法监督员，制定了《执法监督员工作规定》，组织执法监督员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进行了许多旨在主动接受执法监督员监督的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有力地促进了我院各项工作和创“两满意”活动的开展。当前，以“五好”为主要内容的创“两满意”活动处于冲刺阶段，本文试就在检察工作中，尤其是在创“两满意”活动中如何进一步发挥执法监督员的作用谈几点认识和体会。一、统一五个认识，使执法监督员工作保持正确的方向（一）统一执法监督员工作制度是拓宽、拓深检察机关接受人大及社会监督渠道的必要的认识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也要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和社会的监督，这是不容置疑的。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接受权力机关监督的形式主要是定期向人大报告检察工作、...

简介：对非身份者认定为受贿罪共犯，既要符合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论，也要符合“两高”《意见》的规定。“特定关系人”成立受贿罪共犯必须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必须有共同实施犯罪的实行行为。

简介：死刑民意实证调查显示，废除非暴力犯罪死刑适用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公众认同和民意基础；在应否用终身刑（无提前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作为死刑代替措施的态度上，尚存在民意与理性的悖论；错案的可能存在可作为引导死刑民意的突破口。

简介：在刑事诉讼领域，应当树立以人权保障、程序正义、无罪推定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司法理念；要高度重视依法收集、审查和运用证据，证据是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基础与核心；在和谐社会语境下，应进一步完善刑事证据制度，以实现刑事诉讼活动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促进社会和谐。

简介：法庭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首要职责，需借助于控辩双方提交到法庭的证据，做到兼听则明。实证研究表明，法官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持着既怀疑又支持的矛盾态度，这使得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制度价值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受到折损。从社会学制度主义视角考察，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制度有效性缺失，在于其与刑事司法制度整体价值发生疏离，而且与国家权力体系没有形成制度性认同机制。为使裁判者真正获得来自辩护方的证据，需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建设方面共同改进。

简介：对中国刑事和解的功能尚有进一步深入讨论的必要。以刑事案件“私了”这一中国本土问题之解决为分析起点，可以发现，中国刑事和解有其独特功能，它不仅有扬弃“私了”这一本土法治资源利弊的潜能，而且有沟通国家法与民间规则以助益刑事法治建设、增强国家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大价值。

简介：基于犯罪预防需要，有必要在刑事领域就与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法律关系相似的不作为犯罪要素进行研究。网络技术措施是网络时代维权的重要手段，也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维护网络秩序的核心义务，应当在明晰相关技术环节的基础上提出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犯罪行为的司法判断规则。必须积极探索不作为犯罪义务来源的合理限制途径，在合理打击网络犯罪与保障犯罪嫌疑人实体权利之间，寻求刑法制裁合理扩张与限制的平衡。

简介：刑事抗诉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长期以来，刑事抗诉普遍存在抗诉数量不多、力度不大、效果不佳的现象。通过对抗诉案例的实证分析发现，抗诉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表现为：抗诉的理由阐述不充分、案件分歧的焦点抓不准、检察机关上下级之间没有形成合力以及审判机关内部的请示制度的影响，等等。提高抗诉质量，增强抗诉效果，应当强化监督意识，完善刑事立法，准确界定抗诉理由以及普遍适用量刑建议等。

简介：公安机关适用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存在着办案质量不高、执法不严、保障人权意识不强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缺失监督和监督不严,加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适用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的法律监督尤为必要和重要。

简介：有效惩治犯罪与避免伤害无辜，是刑事法治永远讨论不断的话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这种价值追求、现实选择与制度平衡的一个缩影，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遇到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是制度问题的一个体现。关于“保护贪官”存在合理性的责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两弊之衡取其轻的功利选择，在司法实践中作为贪污、受贿等罪的兜底性规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关于面临“涉罪无辜”正当性的质疑，问题在于制度不足。因此，建立保证本罪正当性的“前制度”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必要的。

简介：本文以浙江腐败“名托”赵某被判刑作为引子，研究介绍贿赂罪与行贿、受贿共犯界限问题。通过论证，笔者认为介绍贿赂行为是一种行贿、受贿的帮助行为。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将两者进行区分。

简介：讯问犯罪嫌疑人在审查逮捕制度中具有重要意义，这得到了检察机关话语层面的认可。调查发现，讯问并没有达到话语层面的强制性要求，是否讯问以及如何讯问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具体讯问侧重于获取有罪供述，但也兼顾核实案件事实与证据的疑点；整个讯问过程权力化色彩浓厚。此种状况有其内在原因，难以作出否定性的评价。未来应该从权力正当性的角度关注讯问的制度意义，并由此进行相关制度的改革。

简介：面对刑事案件量激增的社会现实，为实现案件的有效分流，更好地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对轻微犯罪切实贯彻宽缓刑事政策，浙江省绍兴市基层检察机关进行了认罪轻案程序改革，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要构建独立的中国式认罪协商制度，必须修改《刑事诉讼法》，建立全面的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在场制度，明确适用认罪协商案件的范围，赋予认罪协商以明确的法律效力。

简介：近二十年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态势有日趋严峻之势。未成年人犯罪的生成特点与单纯社会预防存在的不足决定了有必要将情境预防纳入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中,而未成年人犯罪类型集中、情境预防较少受国情差异影响则使其具备相当的可行性。

简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规则定位上反映的是＂程序理性＂而非＂实体理性＂,在法律效果上对辩方有利而非对控方有利,在事实认知上妨碍事实查证而非促进事实查证,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体现了一国刑事司法的法治水平。目前我国严格运用证据排除规则存在十大技术难题,即定义难、辨别难、提出难、举证难、调查难、对质难、认定难、排除难、协调难和配套难。＂两院三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在价值理性层面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实质确立。在技术理性层面是否解决或者部分解决了上述十大技术难题,需要将其15条规定逐条与上述技术难题进行对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