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国刑法第291条之一对编造、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规定较为笼统，入罪标准、加重量刑的标准均模糊，导致司法实务中对认定该罪的诸多问题产生分歧。本文对此加以具体分析和探讨，以供实践参考。

简介：

简介：滥用职权罪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认定滥用职权罪关键在于认定“滥用职权”，主要包括滥用行为和职权界定两个方面。滥用的表现形式应当包括超越职权和不正当行使职权两种，超越职权系指无权而行使职权，不正当行使职权是指有权而违反规定行使。职权的范围及行使方式系滥用职权的标准，应当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内部章程等予以确定。

简介：改革开放30年来的刑法学发展历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以79刑法典为研究重心、以特别刑法的适用和刑法改革为研究重心以及以97刑法典为研究重心的三个阶段。综观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刑法学研究发展的历史轨迹，在30年的发展中，刑法学研究体现出为刑法改革提供了理论准备，紧密联系刑事司法，实践注释刑法学与理论刑法学并存的格局逐步形成，国际刑法和区际刑法研究得以拓展的特点，并在刑法观、刑事政策、完善刑法的模式等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简介：期待可能性具有以相对自由意志为核心、符合刑法人道性和刑法谦抑性等理论价值。鉴于我国的刑法理论框架和体系，该理论的植入尚存在难以回避的法律障碍和理论困境，通过借鉴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合理内核和精神实质，丰富和完善我国刑法理论以及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

简介：刑法学研究中,＂注意义务＂是＂过失犯罪＂内核,在注意义务的限制甚至排除理论中,＂信赖原则＂在交通及相关领域以其独特的时代气息和实践价值,在大陆法系的德日刑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当代中国应借鉴国外立法和司法之经验,正确理解信赖原则的内涵,适时、适度引入信赖原则作为交通过失犯罪认定中的限制原则,并科学厘清适用之界限。

简介：由于社会转型期的复杂性、变易性和立法者认识能力的非至上性，刑法典在运行中频繁地进行调整是不得已的事。俄罗斯联邦刑法典是在动荡的1996年颁布的，从1997年1月1日起施行，风风雨雨已经7年多了。在这期间，刑法典修修补补，年年不断，涉及总分则两个层面、200多个条文。现分而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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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构成非法占为己有,主观上必须有易合法持有为不法所有的意图,客观上必须具有以物之所有人身份自居的行为。对于上下、主从者之间的占有归属,应区分情况作出不同处理。包装物、封缄物的占有,一般而言,应采受托人占有说,即不管受托者是取得被包装物、封缄物的整体,还是抽取其中的内容物,都应该定为侵占罪。

简介：侵犯商业秘密罪中的“重大损失”是司法实践中最疑难的问题之一。由于缺乏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司法判例中“重大损失”的认定模式多种多样，导致司法的随意和混乱。构建科学合理的“重大损失”认定模式，有必要对司法判例进行实证研究，梳理出相关规律。重构侵犯商业秘密罪中“重大损失”认定模式时，必须要将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类型化，即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确定不同的认定模式。具体而言，一方面，应当区分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另一方面，应当区分侵犯商业秘密后不同的用途。

简介：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现象在我国现阶段还不可能消除，但必须予以有效遏制。基于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和刑法是最后手段的理念，应当充分运用其他法律、法规的综合效应，为处罚留有相当的空间，且应加强这方面的处罚；但对危害严重的，则必须应用刑罚予以调整—定罪判刑。按照现行刑法，本罪的立法原意，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是本罪的罪与非罪的分界线。本罪不应处罚犯罪未遂。对2000年4月“两高”联合作出的《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二条第二款提出质疑；为完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立法提供三种选择。

简介：我国2010年五机关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虽然在适用程序上进行了系统的规定，但在裁判程序的独立性、诉讼效率、二审程序救济及相关配套制度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目前世界各主要国家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模式主要有审前证据禁止动议、审判之中的审判、声明异议和庭前听证几种，其形式虽然各异，但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考量却具有极大的相似性。针对我国目前的立法及司法现实，应借鉴国外规定，建立以庭前排除为核心，以审中、审后救济为辅助的多层次的程序结构，为排除非法证据提供有效的操作平台。

简介：刑法和民法在许多方面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但是某些区别在表象上却并不明显，占有制度即是表现之一。较之于民法，刑法更注重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因此占有制度中对占有意思的要求较低，而更注重于占有的事实存在及客观方面的表现。具体到封缄物特别是不易打开的封缄物上，出于权利救济以及观念占有的刑法排除等方面的考虑，应承认受托者对封缄物包装和内容的事实占有，并对共同占有和占有辅助进行个案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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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受贿罪构成要件中的地位问题,向来引起学界和实务部门颇多争议,然而,对这一问题的合理设置不但与法条的可操作性关系密切,而且与法律能否抗制复杂多变且愈演愈烈的受贿犯罪直接相关.本文结合司法实务及国外相关立法例,从受贿犯罪的本质上,对当前理论中的各种观点进行了深入的反思.

简介：由于对集资诈骗罪对象的理解不同，实践中在个案的定性上出现了差异。将作为集资诈骗罪对象的“社会公众”限定为不特定多数人并将其作为集资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重要区别，是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在集资诈骗罪对象的研究中存在的认识误区。实际上，这一学理解释结论既无法承担区别集资诈骗罪和普通诈骗罪的任务，在面对具体问题时又无法得到坚持和贯彻；既会带来逻辑上的误识，又与集资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没有必然联系。集资诈骗罪中“社会公众”的核心在于“多数性”，而不是“不特定性”。集资诈骗罪对象的辨正，对于集资诈骗个案的司法认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简介：本文通过一个实绩,从"包庇行为"的"刑法含义"角度阐述"知情不举"不为罪.

简介：刑法修正案和刑法典,是形式上的同一和内容上的替代关系,刑法修正案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均取得了刑法典的效力,但是修正案的通过主体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而刑法典的通过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者的通过主体发生错位,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无权以修正案的方式修改刑法,由此揭示出一个隐藏的问题: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和补充刑法,在根本上违反宪法,基于此,笔者对刑事立法权限的划分提出合理的建议.

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