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通过总结台湾通识教育的运行模式与理念,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台湾地区大学实施的通识教育模式可以简分为三种（分类选修＋共同必修、分类选修、核心课程）模式;第二,通识教育的设计应具有系统性,大学应设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通识教育,并通过制定特定的通识教育理念来指导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第三,跨学科的融合式课程可能会成为未来通识教育的主要运行模式;最后,各个学校都重视通识教育的评估与反馈。为此,笔者建议,针对通识教育的运行现状,各个学校应建立一个PDCA的质量保障循环体系,以此促进通识教育质量不断提升。

简介：各种诉讼时效效力立法模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法律规范所采概念用语和时效援引规则的配置两个方面。各种立法模式的共性大于差异,对于诉讼时效届满的直接效力,各种立法模式均规定由义务人取得抗辩权或援引权;对于行使抗辩权或援引权的效力,各种立法模式的规定基本一致,具体体现为强制执行力的丧失、自愿履行不得要求返还、抵销的适用和对从权利的影响等。我国＂民法总则＂应立足于各种诉讼时效效力立法模式的共性,参酌本国相关理论和实务经验作出相应的规定。

简介：从比较法学、法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民法基础理论和我国市场现实情况这些不同角度进行分析，消费者撤回权的最佳立法模式应是仅在严重影响消费者自我决定自由的上门推销中对于消费者的撤回权采取强制性的规定，而在通过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进行的远程销售和消费者信贷合同、人寿保险合同等复杂的消费合同中则应采取任意性规定的立法模式。为此，法院或行政机关在适用修订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时需特别慎重，应兼顾消费者和商家的利益，而不能盲目地倾向消费者。未来我国消费者撤回权的立法模式也应逐渐向这种最佳模式转变。同时，应相应修改《直销管理条例》第25条，并在一些单行法中针对一些复杂消费合同建立任意性的撤回权制度。

简介：我国证券市场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股价等大规模侵权事件频发,但由于行政监管和司法救济乏力,遭受损失的投资者往往投诉无门,很难获得有效的救济。增设对证券市场侵权者威慑力极强的退出制证券集团诉讼制度在我国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行性。我国目前已经具备了建立退出制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的环境和技术条件。同时,导致美国集团诉讼负面作用较大的因素,有的在我国并不存在,例如错综复杂的双重法院制度;有的在我国比较容易得到控制,例如巨额的律师费用和好讼的法律文化。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增设证券退出制集团诉讼的价值可能会远远大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其弊端则可能明显小于上述国家。

简介：关于民事诉讼模式的选择并非是一个新话题，最近，由于对现行《民事诉讼法》修改的讨论而重新引人注意。2001年底，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接受《嘹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时就指出，应进一步增强司法活动的司法公信力。晚近，如何提高司法公信力也倍受关注，2005年年12月《半月谈》杂志社还专门就司法公信力在社会和人民群众中的持续下降，组织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本文拟将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讨论，探讨从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角度对民事诉讼模式作出选择。

简介：文章在对已有关于生态人模式研究进行评述的基础上,结合构建法学人的模式的基本原则,从人的理性水平、人性要素、目的要素以及环境要素四个方面对生态人模式的内涵进行了剖析,而后厘清了生态人模式的伦理基础,否定了非人类中心主义以及强化的人类中心主义,指出应以弱化的人类中心主义作为生态人模式的伦理基础,最后文章结合我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从生态人模式的四个内涵出发论证循环经济促进法所预设的＂人＂与笔者所构建的生态人模式是相契合的。

简介：受欧洲人权法院的压力,法国于2011年出台了《刑事拘留法》,明确了口供的自由、自愿原则。在内容上,口供自由、自愿原则包括权利告知、获取口供的合法性限制以及非法口供排除的自由评价。从制度设计上,法国式的口供自由、自愿原则具有三大特点：以判例为主导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体系、“相对无效为主、绝对无效为辅”的排除标准以及以中立司法官为主要的权力监督机构。尽管口供的自由、自愿原则已在法国扎根并日渐成熟,但仍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从根本而论,“社会利益优先”、“国家权力主导”、“追求实质真实”等核心目标在法国刑事诉讼中未发生根本变化,公权力机构在刑事司法体系中还处于较优势的地位。

简介：罗马法不仅在私法科学上奠定了西方法律的知识与技术基础,而且在刑事司法程序领域,罗马法对后世的贡献也是有迹可循的。共和时期区分出私罪与公罪概念,在刑事程序上也相应地发展出二元化模式。公罪检控权完全向人民开放,而私罪控告权却是有主体限制的,只有受害人才是适格的起诉者,这个制度被日耳曼西欧诸族继承,成为蛮族时代西欧私诉化刑事检控模式的源泉。帝国时代刑事检控体制是在共和时期制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帝国政治集权加强导致一种特别刑事司法程序出现。这种程序由帝国官员主导展开调查,为共和时代私诉体制注入了新的官方体制元素。这使我们得以观察到,在罗马刑事检控权制度中,现代西方刑事诉讼两大传统类型即对抗制与纠问制的主体性区分标准已经初现端倪。

简介：十九大报告立足人民利益,明确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重要举措。实践中,囿于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资源等多样因素,我国刑法治理模式的工具色彩仍然较浓,难以契合新时代社会治理要求,严重掣肘我国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进程,亟待依托十九大报告共建共治共享精神变革刑法治理模式。具体而言,"共建"精神要求刑法治理方式从"强调刑罚威慑效应"转型"多元手段协同治理";"共治"精神要求刑法治理功能实现从"‘威慑+惩罚’型的被动守法"转向"‘认同+合作’型的主动守法";"共享"精神要求刑法治理理念从"工具主义刑法观"转变"人本主义刑法观"。

简介：一体论是当代西方占统治地位的一种刑罚根据论。然而，虽然所有一体论者均主张刑罚的根据应该是报应与功利的统一，但不同的一体论者在两者为何应该统一与应该如何统一问题上所持主张各异，因而形成了不同的一体论模式。

简介：资产证券化是国际项目融资模式之一,是联系项目和资本市场的重要纽带.项目融资中的项目资产具有预期收入较为稳定和变现性较差等特征,该特征不利于项目资金的及时融通.而证券具有发达的市场、完备的法律制度、投资者广泛、风险分散、便于融资等特征.基于二者的互补性,产生了资产证券化的融资模式.首先,项目资产通过真实交易,转让给特殊目的公司,是实现项目资产证券化的前提;其次,通过信用提高等法律手段,可以弱化投资者对项目资产变现性较差特征的关注,满足证券法的有关要求,促进资产证券化的进行;第三,合理的税法制度是降低项目融资成本、促进项目资产和资本互动的重要法律杠杆,是资产证券化的重要保证.以上三个方面是从法律角度诠释资产证券化的重要内容,同时这三个方面互为影响,缺一不可.

简介：在诉讼法学领域，类型化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之一，其目的在于按照一定的标准对社会纠纷进行归类总结，从而为相应诉讼救济途径的设计或诉讼体系漏洞的弥补奠定社会实证基础。尽管两大法系国家的法律传统、社会背景、诉讼体制迥然不同，甚至连公法救济的法律称谓都相去甚远，但是，如果站在功能主义的立场，人们就不难发现，按照一定的标准对行政诉讼进行精细分类进而为权利遭到侵犯的民众提供完整而有效的法律保护，业已成为各国行政诉讼制度共同的发展规律。鉴于我国当下行政诉讼非类型化和行政诉权保护不利的严酷现实，近年来，

简介：意大利在司法改革中确立了多元化的刑事特别程序。但是,立法突进引起＂文本法律＂与＂实践法律＂冲突：司法适用率低、被告人权利保障不力、诉讼周期依旧漫长等一系列问题。意大利对刑事特别程序不断修正,平衡个人权利和限制国家权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权利主导型模式：一方面赋予被告人更多程序权利,限制国家权力;另一方面保留部分职权主义传统,赋予法官更多程序审查权和检察官更大司法权力。我国刑事司法也存在人权保障和司法效率问题,意大利刑事特别程序的权利模式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颇有启示。

简介：自助加油是一种新型加油方式。自助加油这一行为使得消费者与加油站之间仍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买卖双方均应承担相应的合同义务。加油站若未尽义务给消费者造成损失，则应承担违约责任。消费者若未按正确的操作流程加油或因其他行为而给加油场所的安全带来威胁，给加油站及加油站的工作人员造成财产或人身损失，受害人既可要求违约赔偿也可要求侵权损害赔偿；若给加油站内其他消费者或停留者造成财产或人身损失，受害者可要求侵权损害赔偿。另外，加油站属于公共场所，负有安全保障义务，若未采取一定的安全保障措施则应承担侵权责任。

简介：海上执法模式有综合执法模式与分散执法模式之分,不同的执法模式具有不同的功能,适用于不同的国家实践。从海上执法力量构成及其活动开展分析,我国南海海上执法仍为分散执法模式,但从执法环境、执法对象等方面考虑,南海海上执法应选择综合执法模式。为此,我国应从建设机构、统一规范、明确权限等方面推进南海海上综合执法模式的建设,而三沙市也应积极参与南海海上综合执法模式的建设。

简介：近年来单一正犯体系与二元区分体系之间的犯罪参与模式之争日渐兴盛，对于二者进行正本清源地对比考察具有重要意义。在构成要件的参与类型层面，形式单一正犯体系内部属于一种“轮辐结构”，忽视了犯罪参与人之间互动关系在刑法规范评价上的意义，容易导致处罚范围过宽，并不可取。二元区分体系则属于一种“传导结构”，以构成要件为中心来建构共同犯罪，更为合理。而功能单一正犯体系虽然属于一种复数类型的参与体系。但其始终否认从属性原理，本质上仍然属于“轮辐结构”。犯罪参与形式与刑罚的关系，在立法规定与理论学说上存在一定差异。不同不法程度的犯罪参与类型导致的一般性的刑罚差异，与刑罚个别化并不矛盾，对于犯罪参与二重性理论有必要批判性地重新加以理解。单一正犯体系的历史发展过程表明，其逐渐向二元区分体系靠拢。我们应当立足二元区分体系，同时吸收单一正犯体系的合理批判意见进行自我反思。

简介：<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权制度已经经历了两步较大的改革:第一步:从单一公有制向公有制为主的多种经济并存的过渡。邓小平同志指出:“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根据这一指示精神,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类型所有制结构,使得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相互促进的和适应社会化大

简介：为了促使河长制进一步制度化和规范化,使得河长在河流治理中的职权于法有据,针对河长制进行立法的必要性便由此彰显。通常而言,河长制立法有两种主要模式,一是对河长制进行专项立法;二是在其他立法中将河长制入法,此两种立法模式各具优劣,且在实践中均有采用。为了保证河长制立法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在对河长制进行立法时应当分析并解决相关的难点问题,包括合理确定河长制的立法层级,实现河长制立法与党内法规的协调衔接,处理好法律与政策的关系,以及科学安排河长与行政部门的职责。

简介：在现代股份公司里,经营者权力显赫,滥权与专横之事不断发生。世界各国为了对经营者实施监督与制衡力量,形成了四种经营监督模式:公司经营监督且参与决策模式;公司业务管理监督模式;公司财会事务监督模式;公司章程任意择定经营监督模式。本文认为,现代公司对经营者实施监督及设立独立的、专门的监督机构的原因是:权力制约的需要、即时监督的需要、监督者以客观、公正、超然的立场行使监督权的需要。在我国,应强化监事会机关的力量,促使现代公司规范发展。

简介：一、前论"无讼"[1]作为中国传统法律的一种价值,自1980年代迄今,学界对此多有论述.其中,有关"无讼"根源问题的探讨大致可归纳为四个方面,申言之:(1)社会根源:家族制度本身的诉讼职能;传统中国"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原始宗法氏族血缘关系"瓦解的程度;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及其所导致的社会成员的流动性.[2](2)政治根源:专制国家对秩序与稳定的追求?,社会等级制度;缺乏权力制衡、公平裁决的讼争环境;缺乏契约观念与法治机制;民刑不分、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