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许多的差异性,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历经长时间封建时期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前提下所形成的一种无产阶级思想观念,属于一种实践性的思维方式。可是,在人类生活与生产相同性的影响下,文化必定有着极大的相同性。为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正因上述的相同性,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接受的过程当中必然会有思想认知上的不同,这便为人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提供了心理基础条件,促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理论达到了一种吻合状态。本文针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性开展论述,望能对大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简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能够中国化的前提,也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是学者们长期关注的理论热点。二者作为化解当代世界性社会问题的思想框架,理论上有相通互补之处,现实中有功能一致之处。研究马克思主义,关键是坚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本位,从方向保证性、层次结构性和战略指导性方面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处理好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性、社会伦理行为规范性的价值。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统一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体系,最终表现为中华民族精神价值体系的形成。
简介:本辑选取了《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及《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两篇重要文献史料。其中《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奠基人杨松同志发表在《中国文化》第1卷第5期上的文章——《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内容节选。该文是党内最早呼应并阐述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理论文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扛鼎之作,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时任华东财经委副主任、上海市工商局局长的许涤新发表的重要理论文章。在参与新中国建设的同时,许涤新创作并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著作《广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这一理论课题。《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与该书同期发表,文章回顾并反思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问题,重申了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应以广义政治学中国化为前提的理论主张,并强调了中国史实资料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价值。
简介: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涤荡着中国固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预示着一种新型文化的崛起。从早期的新文化运动到后来毛泽东思想的诞生,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由表层到内在的中国化的心路历程。换言之,当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时,他们首先要面对中国的实际,他们不得不思考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问题,从而引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嚆矢。回顾和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心路历程,对于我们今天深刻学习和领悟邓小平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简介:翻译首先是一种文化的移植,而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必然受到输入国和输出国所特有的文化环境或者文化模式的影响和制约。同样,马克思主义术语在传入中国并被中国人所接受的过程中,同样也受到这两种文化模式的影响,即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和日本文化模式。马克思主义术语是经过日本传统文化的过滤后来到中国的,即'被来源地的马克思主义者解释过了的马克思主义,这必然会打上来源地的语境烙印,从而使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一定的差异(意义扩大、意义减小甚至误读等)'1。当前马克思主义术语中很多核心术语,由于字典的编纂而失去了历史文化语境,只有将术语的形成置于其生成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充分考察其时代性,才能深层次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术语的内涵。
简介:7月中旬,承李维民同志将他的《康生、饶漱石在山东土改中大搞极左铁证如山》的长文草稿送给我看,十分感谢。文中说:“曾彦修同志的文章说:‘近20年某些报刊大讲特讲,康生在山东搞土改,是如何极左等,大约都是想当然信笔胡写的’。”李文举出大量事实,证明康生、饶漱石二人,特别是康生于1947年11月5日抵达渤海区党委后,在山东的渤海和胶东两个区,联同饶漱石在上述二区的土改、整党会议上,残酷迫害了渤海区党委书记景晓村、渤海区行政公署主任李人凤,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洁、行署主任曹漫之等各级大量干部,确是铁证如山的。
简介:学界目前对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分期的认识尚不一致,主要分歧集中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问题的认识,有多种不同起点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在“化”上,其起点应该是从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认识到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并在实践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创建人民军队及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标志着党已经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探索;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对全党的统治,则导致了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正确方向及其所取得成果的否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遭受严重挫折;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危局,挽救了党和红军,也重新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伟大转变的同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突破,并进而在指导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实践中成功推进了这一事业的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