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纯正的身份犯属于基本的犯罪类型（基本犯）,不纯正的身份犯是由基本犯衍生而来的犯罪类型。根据身份在犯罪类型中的规范作用,可将身份犯实质地划分为义务犯、表见的身份犯、责任性质的身份犯。身份犯之有身份者加功无身份者：对于义务犯,一般的有身份者成立身份犯的间接正犯,无身份者成立身份犯的帮助犯;对于表见的身份犯,由于缺乏身份犯之法益侵害的可能性,有无身份者都无法成立身份犯的正犯或共犯;对于责任性质的身份犯,有无身份者应成立基本犯的共同犯罪,或者依据部分犯罪共同说肯定成立不同犯罪之间的共同犯罪。

简介：在加快检察改革和推行科技强检的过程中,依托检察机关案件管理系统内专门设计的＂检委会＂工作模块,实行提交检委会议决案件、事项的网上受理、分发、讨论、决定、反馈的检委会网上议案,有利于建立一个公正、高效、规范、经济、透明的检察业务决策机制,进而保障检察权公平正义价值诉求的实现。

简介：公设辩护人制度的价值体现在国家与公民关系以及刑事诉讼两个层面。就前者而言：该制度有助于促进民众对政府合法性的认可、有助于实现被告的基本人权，以及彰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就后者而言：该制度较之其他刑事法律援助模式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如能够确保辩护质量及效率、能够节约司法成本、以及能够借助“公设”身份，与司法行政机关建立良性的沟通平台，达到改善整体刑事辩护制度的目的，以实现司法公正。因此，公设辩护人制度是解决我国刑事案件辩护率低下及辩护品质不高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重要方式，更是落实宪法第125条“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规定的重要制度设计。

简介：逮捕和刑事拘留是一种诉讼保障手段,羁押是一种持续性的法律状态,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由权利的剥夺,应严格地采司法令状主义.在我国的侦查实践中羁押被大量地运用.目前侦查羁押在适用中走入了工具化、普遍化、违法羁押超期羁押严重的误区,认为侦查羁押适用走入误区的有侦查人员个体观念和行为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我国刑事诉讼构造及立法缺陷等制度建构,以及刑事诉讼价值理念选择等方面的原因.侦查羁押适用中的误区损害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及法治的严肃性,并影响了审判时的罪刑关系.要走出羁押适用的误区,必须从侦查人员个体观念、行为,刑事诉讼构造、制度构建、价值选择等方面进行调整.

简介：

简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价值取向主要是真实，其预期功能为防止冤错案件，将这一取向调整为权利取向与真实取证并重，有利于在排除非法证据方面扩大范围并取得更好实效。本文分析了新证据排除规定的排除范围从硬性刑讯向软性刑讯扩张、从肉体暴力向精神暴力扩张以及排除重复性自白的内容与意义，以及公安司法机关在排除非法证据中的角色作用和相关制度设计的得失。本文着重指出：排除非法证据不是目的，通过排除证据遏制非法取证行为才是目的，因此排除制度达到的是扬汤止沸还是釜底抽薪的实践效果，值得迫问也需要缜密观察。

简介：2006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第一次详细明确了逮捕质量问题的认定标准，规定逮捕质量问题包括逮捕错案、逮捕质量有缺陷和办案程序有瑕疵。其中“批准逮捕后，犯罪嫌疑人被判处管制、拘役、单处附加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符合本标准规定，没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逮捕，经法院审理判处有期徒刑缓刑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属于逮捕质量有缺陷。为准确适用审查逮捕质量标准，避免逮捕质量有缺陷，并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办案实际相结合，就我院2003—2007年批准、决定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最终处理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如下：

简介：伯纳德·哈考特在《危害性原则的崩溃》一文中提出，危害性原则在不断扩张的同时也失去了其自由保障机能，正处于崩溃状态。劳东燕通过对中国现状的考察，写成《危害性原则的当代命运》一文，指出在中国刑事司法日益政治化，危害性原则正陷入困境。实际上，危害性原则崩溃的本质在于国家权力凭借风险控制的正当理由不断蚕食公民自由，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如何处理公共政策同刑法基本原则的关系。实体法意义上的标准难以客观化，外部的法制构建也许更有建设性意义。

简介：在我国,刑事错案、甚至严重的冤假错案时有发生,屡禁不绝,如何控制刑事错案以及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成为刑事理论界以及司法实务界共同的研究课题。本文将刑事错案控制机制与现代经济学理论相结合,旨在用经济学的方法,找寻刑事错案控制机制的钥匙。通过用＂帕累托最优＂、科斯定理、私人信息、激励相容以及经济学博弈模型的分析,探讨如何优化我国刑事错案控制机制,以期借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开辟刑事司法工作的新视野和新方法。

简介：审查逮捕意见书的撰写水平高低反映着逮捕案件的质量。在证据分析时应注意说理性、逻辑性和客观性，证据分析可以采用肯定法、排除法和比较法，切忌“空”、“琐”、“乱”。

简介：通过梳理刑法中潜藏的再次犯罪评价体系以及毒品再犯的价值属性可以发现，有关司法解释中的毒品再犯规定违反了再犯制度设立的初衷，违反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也干扰了既存的再次犯罪评价体系的逻辑平衡，更反映出司法解释对毒品再犯的功能性误读。毒品再犯的规定，只是为了填补“刑罚执行完毕5年之后”这一累犯制度留下的评价空白，而不能将其适用范围前置到判决宣告之时，为此需要对“被判过刑”进行重新解释，并且应当禁止“累犯加重”或者“再犯加重”的做法。

简介：“村官”虽小，但权力不小，而且一旦产生腐败，其社会危害性往往较大，也是引起农民越级上访和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亟须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2004—2007年河南省鄢陵县检察院共受理各类举报线索196件，其中，反映农村干部经济问题158件，占受理总数的80．7％。涉嫌贪污120件，挪用30件，其他8件，反贪部门立案16件。通过对2004—2007年本院办理的村官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分析，梳理村官职务犯罪的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

简介：从2007—2010年调查情况来看，S市网络犯罪呈多发趋势，犯罪结构上多样化、类型集中，犯罪主体上年轻化，犯罪手段上利用计算机实施其他犯罪较多。因此，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和快速普及，防控和惩治网络犯罪须予以高度重视。我们应从完善立法、强化侦查与网络监管，加强特殊人员管理，健全风险研判体系等着手，提高网络安全，防止网络犯罪。

简介：面对近年来呈高发态势的经济犯罪，我国从立法到司法实践中，都对这类犯罪给予了高度重视，集资诈骗罪作为该类案件的典型代表，在定罪量刑上频现争议。从这一现象背后折射出对于这类犯罪定罪标准不明确，量刑依据模糊的现象发人深省。民间集资行为是以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为基础的，对于这种行为如何能够成为集资诈骗罪，是一个从民事行为到刑事犯罪的过程，因此，从民法视角对该问题进行分析，试图找出民刑之间在该罪认定上的区别和衔接，并提出完善的相关建议。

简介：我国2010年五机关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虽然在适用程序上进行了系统的规定，但在裁判程序的独立性、诉讼效率、二审程序救济及相关配套制度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目前世界各主要国家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模式主要有审前证据禁止动议、审判之中的审判、声明异议和庭前听证几种，其形式虽然各异，但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考量却具有极大的相似性。针对我国目前的立法及司法现实，应借鉴国外规定，建立以庭前排除为核心，以审中、审后救济为辅助的多层次的程序结构，为排除非法证据提供有效的操作平台。

简介：人口流动频繁的大城市中，外来人口犯罪问题是当前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外来人口犯罪原因复杂，在治理的过程中，不可能单靠提高打击力度就能根治，必须多管齐下，多策并举，可以从外来人口道德、法律和职业能力培训，外来人口管理体制与模式，社会保障体系和维权体系，司法制度改革等方面进行综合治理。维护外来人口合法权利，保障社会稳定，构建平安和谐稳定的社会法制环境。

简介：死刑民意实证调查显示，废除非暴力犯罪死刑适用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公众认同和民意基础；在应否用终身刑（无提前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作为死刑代替措施的态度上，尚存在民意与理性的悖论；错案的可能存在可作为引导死刑民意的突破口。

简介：对中国刑事和解的功能尚有进一步深入讨论的必要。以刑事案件“私了”这一中国本土问题之解决为分析起点，可以发现，中国刑事和解有其独特功能，它不仅有扬弃“私了”这一本土法治资源利弊的潜能，而且有沟通国家法与民间规则以助益刑事法治建设、增强国家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大价值。

简介：醉酒驾驶行为的危险性是其刑事可罚性的前提,而危险性的大小则应成为危险驾驶罪量刑的主要依据。被告人的醉酒程度越深,其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受酒精影响就越差,驾驶行为的危险性就越大;同时驾驶车辆的大小及车型不同,对其他道路交通参与人员的危险也不同。因此在确定醉驾案件的基准刑时应以被告人的醉酒程度为主要依据,同时考虑到驾驶车辆本身的危险系数。此外,醉酒驾驶行为的实际危险大小还取决于被告人的驾驶能力、驾驶车辆本身的安全状况、行驶路段的实际交通状况及驾驶行为的实际表现等因素,这些情节在确定从轻处罚或从重处罚时均有重要意义。

简介：刑罚无疑具有预防犯罪的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犯罪人作案前对刑罚风险的主观估计，而犯罪人自身对刑罚认知上的偏差，会影响刑罚预防价值的发挥。传统上，青少年犯罪常被认为是一种“不计后果”的犯罪，其实犯罪青少年对刑罚风险的感知、判断并不弱于其他犯罪人，刑罚对青少年犯罪仍有重要的预防作用，只不过其作用的大小因犯罪青少年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有所差异。另外，一些相关因素，也造成了刑罚对部分犯罪青少年预防作用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