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现代信息利学证明,人类从物质到精神的反映,是借助于信息作为中介完成的,信息是人类社会、生物等不同领域联系的一种重要的中介。过去人们研究认识,只讲精神与物质的相互关系,而没有探究物质与精神、意识之间,有无中介环节。现在看来信息就是这个中介环节,是联系实践与认识,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媒介。外部世界对于人的影响在人的头脑中反映成为人的感觉,人接触的事物现象可以类比为信息源,感觉起着检验信息的作用。感官是人类感受信息的器官,它产生的反应通过神经系统传递给大脑,神经系统相当于信息传输系统,即通信系统,大脑则起信息加工

简介：伍德重申他先前论文的观点——“对马克思来说，经济交易或社会制度中的正义与否依赖于其与既定的生产方式的关系”，认为胡萨米将“正义不仅受生产方式所决定且受阶级立场所决定”的观点归于马克思是一种误解，认为马克思是从一种资本主义之后的正义标准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更是对马克思文本的误读。在他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基于对社会生产分析的总体批判，其批判是基于自由、共同体和自我实现等非道德的善的批判，而不是基于权利或正义的道德的善的批判。

简介：“假如没有上帝，道德如何可能”是在以基督教传统为文化背景的近代西方提出的问题①，但正如何怀宏先生所指出，这里的“上帝”可置换成上天、鬼神、六道轮回等传统中国人熟悉的信仰②，因而它是个有一定普遍意义的问题。尤其因为现代中国处于

简介：

简介：儒学是积极人世的学问，每个时代的儒学都是在回应那个时代的问题，从而在观念上具有那个时代的特征，成为那个时代的学术形态。然而，一方面，现有的儒学史的叙述，例如所谓“宋明理学”研究，往往脱离了儒学的历史时代性质，成为一种纯粹的概念游戏，遮蔽了儒学的时代特征真相，有鉴于此，我们提出“重写儒学史”问题；另一方面，当代儒学面临着中国的现代化、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全球化等问题，需要建构儒学的现代化的学术形态，有鉴于此，我们提出“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这是“续写儒学史”，即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重写儒学史”。

简介：凝聚“共有价值理念”，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任务，也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在要求，同时又是实现二者统一的中介和桥梁。方法论原则的探讨和建构，是形成“价值共识”的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凝聚中华民族共有价值理念的特殊方法论原则，主要包括：“现实困境”与“理想超越”的否定统一原则；“民族使命”和“成员责任”的彼此关照原则；“传统”、“现代”、“未来”之间的相互协调原则。

简介：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生态的关切日益加深。本文立足中西方舆论对“中国模式”所作的正反两方面的表述，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若干主干价值和事实，对论题进行讨论。本文认为，漠视浸润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的、历史的、有意识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对“中国模式”的竞争性置评终无可能揭示事实的真相。通过对西方“主流”学术思想的批判，本文指出中国发展生态其实就是邓小平称谓的“自己的模式”，如果进一步挖掘对其“是者”的认知，中国发展生态未必就不能成为一种确保全面性、常规性的经济健康、社会和谐、政治民主、文化文明的趋于至善（或人类公认为善）的人类发展取向。

简介：“斯宾诺莎是否是无神论者”是西方近代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无论在斯宾诺莎生前还是在其身后都有许多人认为他是无神论者,但是斯宾诺莎生前坚决拒绝这一称谓。他不仅通过其哲学论证神的存在,论证人的最高幸福在于对神的理智的爱,还通过其生活方式来证明自己不是无神论者。通过考察批评者的观点、斯宾诺莎的著作以及无神论的含义,我们看到关于“斯宾诺莎是否是无神论者”的争论,既源于人们对神与无神论所具有的不同观念,也源于他们对斯宾诺莎著作的不同解读。由于不同人心中神的观念可能不同,对斯宾诺莎哲学的理解也可能不同,人们对斯宾诺莎是否是无神论者仍会做出不同的判断。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会不断促进人们对斯宾诺莎哲学的理解与研究。

简介：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是正确的、科学的、勇于创新的,它划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和贫穷社会主义的界限,对于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那种认为这个社会主义本质论难以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的论调,是根本错误的。

简介：自由概念是康德哲学的核心概念，是理解康德哲学的一把钥匙。学界对康德自由概念的理解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二分法”，“三个层次”或“三步曲”。但是它们只是停留在对康德自由概念的分类和梳理层面上，并没有揭示康德自由概念的完整内涵和内在逻辑。康德是从自由的可能性、实在性、现实性和实际性四个存在论维度构建有机联系的自由理论。本文试图从这四个存在论维度恢复隐藏在康德哲学体系中自由概念的完整原貌，揭示其存在论意蕴。康德自由概念不是认识论意义上或心理学意义上的自由，而是存在论意义上自由，它揭示了人的存在的本质，即人的存在的价值、尊严、责任和权利。

简介：《名实论》中,公孙龙以＂物＂和＂实＂为阐述其思想的初始概念,强调对＂具体可感之物的实＂的认知和推断必须满足＂位其所位＂的要求。这一＂名实论＂和庄子、荀子及墨家学派的皆有不同,具有非常独特的哲学意蕴。

简介：胡塞尔认为作为本质的观念之物通过直观来把握,德里达则认为本质的把握必须借助符号。德里达的观点是基于对胡塞尔本质直观问题的困难的深入思考,这种困难涉及胡塞尔直观主义在理念问题和符号问题上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胡塞尔的文本已经显露出来。德里达对胡塞尔的文本的＂解构＂尽管偏离了胡塞尔的原意,却准确指出了胡塞尔本质直观问题的困难,并试图提供出解决困难的方案。但由于德里达式的辩证法也未能成功地被主题化,并且德里达对于延异如何把各个层面的非直观和非当下的要素贯通起来以及对于生成运动缺乏必要的阐述,所以德里达用以克服这些困难的方式是不令人满意的。

简介：康德的道德建构主义与罗尔斯的道德建构主义都运用了普遍同意的标准、有效性标准来证明各自的道德原则和正义原则，它们都属于义务论派别，绝对命令和正义原则也具有相似性。但是，康德的建构主体是形而上学的，而罗尔斯的建构主体则不具有这种形而上学的特征；康德的建构主义属于构成性自律，而罗尔斯的属于学说的自律；他们各自建构出来的原则也具有不同的适用范围。罗尔斯的转变削弱了正义原则的证明力，在后形而上学的条件下，哈贝马斯对道德客观性的认识可以提供一种解决的思路。

简介：之所以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因为改革自身的性质、特点、深度、广度均具有革命性。

简介：主持人语：这个专栏的意图在于，通过几位作者、译者的努力，提醒人们对马克思与浪漫主义关系的重思，对古典反讽、浪漫反讽和马克思的反讽异同关系的重思。这个问题在国内学界很不受重视，或者被当作马克思不成熟的表现，把浪漫主义视为负面的、招致马克思思想不成熟的东西。维塞尔在《马克思、浪漫派的反讽、无产阶级》一书中力图纠正这种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传统看法，陈开华特意节译了该书第五章，以凸现“反讽”在马克思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我也提供了小文一篇，力图阐明马克思试图扼制虚无主义时从浪漫主义处寻求的思想资源，并在告别了意识内在性之后仍保留和改造了另一种内在性：价值内在性；而它与浪漫派的反讽存在密切关系。罗晓颖的论文则针对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为了理解哲学与现实的关系而对苏格拉底反讽广泛涉猎的事实，以《游叙弗伦》篇为例对苏格拉底的反讽作出自己的分析，这对理解马克思的反讽，理解古典反讽与现代反讽的关系与区别，会提供一个很好的基础，很值得阅读。

简介：以笛卡尔和阿格利帕为代表的全局怀疑论的论证结构表明怀疑论暗含着对于知识之理解的三个预设：1.关于证成的内在主义观;2.关于真理的实在论;3.关于知识的不可错论,这三个预设与柏拉图对＂知识＂的传统定义——JTB理论是相一致的,而葛梯尔问题的提出表明这种对知识的定义是有缺陷的,从而为我们解决怀疑论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简介：<正>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确定与划分,取决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现状,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若干基本特征,这个阶段集中表现为社会主义的不成熟、不发达、不完善,具有过渡性、多层次、新旧交替、优劣交织的性质。确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规定,是探索和考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体质的规定性的根本出发点,它直接决定着人们观念的性质、内容及其表现形式:①影响主体观念活动

简介：在康德的美学与实践哲学中,“崇高”概念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本文将指出,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加以考察,“崇高”概念却因其自身的多重性与复杂性而导致诸多理解上的困难,主要是,崇高感是愉悦的还是不愉悦的?而与这一问题直接相关的是:作为道德情感的“敬重”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心理感受?或者说,道德行为者应该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本文首先通过考察美与崇高的关系,指出二者对于道德情感具有同等的促进作用;其次,针对崇高感与道德情感的复杂关系,指出必须认识到二者的本质性区别;第三,就其道德动机与情感体验而言,综合康德不同时期的观点,本文认为,“道德平静”才是康德伦理学中道德主体最应该具有的健康的心理状态,它是一种“消极的愉悦”,而且,这种复杂的心理状态也为崇高感所蕴涵。

简介：<正>“两点论”、“两分法”是毛泽东同志对矛盾分析方法的通俗解释,是对唯物辩证法的高度概括。进一步学习毛泽东同志这一辩证思想,并用以指导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何运用毛泽东同志“两点论”的辩证思想,指导改革和建设的实践?我认为关键是要正确处理好几个辩证关系。

简介：朱子学研究者尝试从不同视域探究朱熹“道统”的微言大义，其中陈荣捷与余英时对“道统’’的诠释之异尤为典型。陈荣捷以哲学形上学言说“道统”，将朱熹作为“道统”论的集大成者及后世传续“道统”的内涵终结者，从“理学家”身份阐扬朱熹“道统”的哲学价值。余英时从社会政治历史的角度审视朱熹“道统”，将“道统”视为内圣外王兼收并蓄的助推器，从“士大夫”的身份呈现朱熹“道统”的政治旨趣。他们对朱熹“道统”的诠释，既追溯哲学内蕴又体现史学关怀，既呈现差异又彰显互补，是探究朱熹“道统”意义的不同尝试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