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医务工作者现在已经习惯了传统的、封闭的、由指挥者推动的系统——"旧力量"。Kathryn Perera、Henry Timms和Jeremy Heimans认为,医务人员需要懂得社交媒体影响者怎样用之与他们的社区进行情感联系的"新力量"。
简介:摘要目的评估儿童供者单侧供肾用于成人肾移植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童捐献单侧供肾用于成人肾移植受者病例,术后随访时间大于3年者纳入本研究。将受者分为0~5岁供者组(A组)及6~17岁供者组(B组),其中A组受者体重≤50 kg,B组受者体重≤70 kg。分析供、受者临床资料、受者/移植肾存活情况、移植物功能及生长、并发症情况。结果共入组45例成人受者,A组12例,B组33例。术后3年受者/移植肾存活率分别为(100%,96.9%)/(91.6%,93.9%)。术后1周B组受者术后早期移植肾功能恢复优于A组,血肌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5),其余各随访时间点血肌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年内两组移植物持续生长,1年时均达到成人水平。两组受者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1个月两组受者蛋白发生率分别为(33.3%、6.1%),术后1年两组各1例仍存在蛋白尿,术后3年仅A组1例婴儿供肾受者存在蛋白尿。结论依据受者体重选择合适的供者,儿童单侧供肾移植可为成人尿毒症受者提供良好的移植效果。
简介:摘要目的通过对子宫移植潜在供者与受者的调查研究,探讨筛选子宫移植潜在受者和供者的有效方法。方法观察对象为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102例完全性子宫性不孕症(absolute uterine factor infertility,AUFI)患者。按照临床需求和既往研究制定8个方面的调查内容,对在2018年11月至2019年10月之间通过门诊或电话咨询子宫移植临床试验的人群发放登记表。收集信息后,录入系统并处理数据。结果数据有效的人群数量为84例,其中有子宫供者的受者的人群数量为37例。潜在受者的平均年龄为26.0岁(18~47岁)。在潜在受者中,有76例(90.5%)患有先天性AUFI,8例(9.5%)为获得性AUFI。对可提供子宫的潜在供者进行调查,潜在供者的平均年龄为47.5岁(32~64岁),处于绝经或围绝经期状态的比例为56.8%。结论目前在国内具备开展子宫移植临床试验的需求和基础,但器官捐献人群储备和术前筛查预备存在固有缺陷,如供者年龄偏大、参与者主客观因素制约等。子宫移植临床试验术前筛查需要针对性扩大筛查范围、延长筛查时间、普及筛查知识,以提高试验成功率。
简介:摘要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医院消毒供应中心(Central Sterile Supply Department,CSSD)工作内容和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培养CSSD护士岗位胜任能力十分重要。在分析CSSD护士岗位胜任能力的基础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选取2019年4月至2021年10月参加培训的54名CSSD护士学员为教学对象,设计并实施了基于问题学习结合情景模拟的教学,并通过学员理论和操作考核及问卷调查进行效果评价。教学后学员理论成绩为(96.06±2.02)分,高于教学前的(93.02±2.90)分,教学后学员操作成绩为(94.87±1.57)分,高于教学前的(92.44±4.21)分,教学后学员综合能力评价为(35.11±2.34)分,高于教学前的(21.80±1.22)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教学后,学员满意度评分为(4.96±0.19)分,52名(96.3%)学员对教学非常满意;学习积极性评分为(4.78±0.46)分,43名(79.6%)学员学习积极性非常高。基于问题学习结合情景模拟教学有利于提高CSSD护士岗位胜任能力和学习积极性,学员满意度较高。
简介:摘要目的评估某综合医院护士《促进以患者为中心的学习》指南应用准备度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整群抽样调查的方法,于2019年12月选取某综合医院拟应用该指南的12个护理单元的138名护士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循证护理实践准备度评估量表评估指南应用准备度,通过自设的影响因素调查问卷调查并分析影响因素。共收回问卷138份,有效问卷138份,有效率为100%。结果138名护士循证护理实践准备度评估量表得分为(134.17±15.57)分。其中证据分量表得分为(51.35±6.22)分;组织环境分量表得分为(39.85±5.00)分;促进因素分量表得分为(42.97±5.88)分。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初始学历、是否接受过循证实践培训的护士循证护理实践准备度总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初始学历、是否接受过循证实践培训为护士循证实践准备度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护士循证实践准备度受初始学历和以前是否接受过循证实践培训影响。建议指南应用的管理者营造支持循证实践的组织环境,加强循证实践的领导力,开展适合不同群体、多种形式的培训项目,提高护士长、指导护士和普通护士的循证实践的知识、信念和技能,为顺利应用指南打好基础。
简介:摘要目的观察照顾者教练计划在直肠癌患者主要照顾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18年1月—2019年1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住院治疗的直肠癌患者的114名主要照顾者为研究对象,采用抽签法随机分为常规干预组(60名)和教练计划组(54名)。常规干预组于出院前给予常规的出院指导,教练计划组在常规干预基础上实行照顾者教练计划,即通过培训后,以具有照顾经验的照顾者作为照顾者教练去辅导照顾者,为其提供专业的照护知识和技能及心理支持。两组均持续干预12周。采用中文版家属照顾能力量表(FCTI)和照顾负担问卷(CBI)于出院时和干预12周后评估并比较两组照顾者的照顾能力和照顾负担。结果干预12周后,教练计划组适应照顾者角色能力、应变并为患者提供帮助能力、调整自我和患者情绪能力、协调其他照护资源的能力及调整自我生活与照顾活动冲突的能力5个维度评分均较出院时降低,且均低于常规干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干预12周后,常规干预组时间依赖性、发展受限性、身体性、社交性、情感性5个维度的评分与出院时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教练计划组5个维度得分均较出院时降低,且均低于常规干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照顾者教练计划可以提高直肠癌患者主要照顾者的照顾能力,降低照顾负担,是一种具有较好应用前景的干预方法。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一个手术团队及两个手术团队施行腹腔镜直肠癌经肛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aTME)的学习曲线。方法采用回顾性横断面研究方法。基于“真实世界研究”理念,收集2010年5月至2020年5月中国taTME病例登记协作研究数据库中44家医学中心1 458例腹腔镜直肠癌taTME数据,根据手术方式分为一个手术团队和两个手术团队分别收集资料。一个手术团队先行经腹后经肛的手术操作。两个手术团队同时进行经肛经腹的手术操作(同时操作持续时间≥30 min),但不要求整个手术过程均为两个团队。选择手术量相近的医学中心,按照手术时间顺序收集病例资料,分析不同手术开展阶段的临床资料,探讨学习曲线。以手术时间为参数进行累积和分析,绘制各医学中心开展腹腔镜直肠癌taTME的学习曲线。选择学习曲线差异最大的两家医学中心比较病人的临床病理特征。观察指标:(1)病例资料筛选结果。(2)一个手术团队病例资料收集情况。(3)一个手术团队不同手术开展阶段腹腔镜直肠癌taTME情况。(4)一个手术团队学习曲线情况。(5)两个手术团队病例资料收集情况。(6)两个手术团队不同手术开展阶段腹腔镜直肠癌taTME情况。(7)两个手术团队学习曲线情况。累积和通过CUSUM=∑i=1nXi-U,进行计算,其中Xi表示每例taTME的手术时间,U表示所有病例手术时间的平均值,n表示手术序号。对学习曲线散点图进行拟合,以拟合曲线的顶点作为分界,将学习曲线划分为两个阶段。学习曲线顶点所对应的横坐标为跨越学习曲线所需要进行的手术例数。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两组比较采用t检验,多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M(P25,P75)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结果(1)病例资料筛选结果:一个手术团队和两个手术团队共收集7家医学中心661例病例资料。(2)一个手术团队病例资料收集情况:收集5家医学中心312例腹腔镜直肠癌taTME病例资料,2号、20号、33号、37号、39号医学中心收集病例资料数分别为42、97、82、35、56例。(3)一个手术团队不同手术开展阶段腹腔镜直肠癌taTME情况:手术量相近的3家医学中心(2号、37号、39号)获得5个手术开展阶段的病例资料。5个手术开展阶段高质量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ME)百分比均≥17/18,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均≤13.3%(4/30),吻合口漏发生率均≤10.0%(3/30);5个手术开展阶段TME质量、术后并发症、吻合口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5个手术开展阶段手术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6.950,P>0.05)。(4)一个手术团队学习曲线情况:2号、20号、33号、37号、39号医学中心学习曲线分别在22例、39例、15和66例、10和28例、20例出现转折点。20号医学中心整体曲线符合学习曲线变化趋势,通过拟合39例为跨越学习曲线所需要累积的最低手术例数。学习曲线差异最大的两家医学中心为20号和33号。20号和33号医学中心病人的性别(男、女),年龄,体质量指数,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分级(1、2、3、4级),行新辅助治疗,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77、20例,(60±10)岁,24 kg/m2(22 kg/m2,26 kg/m2),1、88、8例(无4级病人),8例,11 d(9 d,13 d)和51、31例,(64±11)岁,23 kg/m2(21 kg/m2,26 kg/m2),0、35、43、1例,31例,16 d(13 d,21 d);两家医学中心病人上述临床病理资料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6.442,t=-2.265,Z=-2.032、 -6.870,χ2=22.120,Z=-8.408,P<0.05)。(5)两个手术团队各医学中心病例资料收集情况:收集5家医学中心259例腹腔镜直肠癌taTME病例资料,2号、8号、18号、33号、44号医学中心收集腹腔镜直肠癌taTME例数分别为46、47、78、43、45例。(6)两个手术团队不同手术开展阶段腹腔镜直肠癌taTME情况:手术量相近的4家医学中心(2号、8号、33号、44号)获得4个手术开展阶段的病例资料。4个手术开展阶段高质量TME百分比均≥50.0%(13/26),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均≤35.0%(14/40),吻合口漏发生率均≤22.5%(9/40);4个手术开展阶段TME质量、术后并发症、手术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3.252、4.733、8.848,P>0.05)。4个手术开展阶段病人吻合口漏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7)两个手术团队的学习曲线情况:2号、8号、18号、33号、44号医学中心学习曲线分别在28例、16例、12和58例、10和36例、14和36例出现转折点。2号医学中心整体曲线符合学习曲线变化趋势,通过拟合28例为跨越学习曲线需要累积的最低手术例数。学习曲线差异最大的两家医学中心为2号和33号。2号和33号医学中心病人的年龄,T分期(0/is、1、2、3、4期)分别为(60±12)岁,3、1、9、11、20例和(65±10)岁,2、3、22、15例(无4期病人);两家医学中心病人上述临床病理资料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280,Z=-4.033,P<0.05)。结论一个手术团队开展腹腔镜直肠癌taTME,39例为跨越学习曲线需要累积的最低手术例数;两个手术团队为28例。
简介:摘要目的通过分析白族白-汉双语者与汉族非双语者全脑灰质密度的差异,初步探讨少数民族第二语言习得可能的大脑基础及后天学习对大脑微观结构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4月至2013年4月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的33名熟练掌握白族语言和汉语2种语言的白族健康成年人[简称白族白-汉双语者,其中男性18名、女性15名,年龄20~ 50 (25.33±4.65)岁]和30名使用汉语单一语言的汉族健康成年人[简称汉族非双语者,其中男性13名、女性17名,年龄20~50 (26.16±2.05)岁]的大脑MRI显像资料。对白族白-汉双语者和汉族非双语者进行三维T1加权扫描,所得数据采用基于体素的形态学分析(VBM)方法分析全脑灰质密度,并采用双样本t检验比较2组受试者全脑灰质密度的差异。结果全脑灰质密度差异及其统计参数图的结果显示,白族白-汉双语者的右侧额中回(t=4.00,P<0.001)、右侧眶回(t=2.68,P<0.001)、右侧直回(t=2.25,P<0.001)、左侧直回(t=2.69,P<0.001)、左侧豆状核(t=3.90,P<0.001)局部灰质密度明显高于汉族非双语者。结论白族白-汉双语者与汉族非双语者全脑灰质密度有差异的脑区集中在前额叶和纹状体,其与白族白-汉双语者第二语言的习得关系密切,后天第二语言的学习可能导致大脑微观结构的改变。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照顾者自我管理支持项目在癫痫青少年主要照顾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将2019年1—8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照顾者自我管理支持项目推行前入组的癫痫青少年主要照顾者纳入对照组(n=101),采用常规随访;将2019年9月—2020年6月项目推行后入组的癫痫青少年主要照顾者纳入研究组(n=101)。干预前后,采用心理弹性量表(CD-RISC)、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CSQ)、照顾者负担(ZBI)、生活满意度指数A(LSIA)和医疗社会支持量表(MOS-SSS)比较两组照顾者的心理韧性、应对方式、生活质量和社会支持情况。最终研究组共98名照顾者、对照组共97名照顾者完成研究。结果研究组主要照顾者干预后的CD-RISC各维度得分、SCSQ的积极应对得分、LSIA得分、MOS-SSS各维度得分均高于对照组,SCSQ的消极应对得分、ZBI得分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照顾者自我管理支持项目有助于增强癫痫青少年主要照顾者的心理韧性,提升其积极应对方式与社会支持,改善其生活质量。
简介:摘要目的通过观测不同时期新型冠状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感染者和SARS-CoV-2灭活疫苗受种者血清病毒特异性IgM和IgG抗体水平,增进对SARS-CoV-2和SARS-CoV-2灭活疫苗进入机体后免疫学特征的了解。方法选取44名COVID-19确诊病例、118名SARS-CoV-2无症状感染者和273名SARS-CoV-2灭活疫苗受种者纳入观测,分别收集检测不同时期的血清样本144份、381份和398份,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SARS-CoV-2 IgM和IgG抗体水平,结合人群基本特征和疫苗接种情况进行分析。结果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和疫苗受种者IgM抗体阳性率分别为52.27%(23/44)、23.73%(28/118)和14.29%(39/273),确诊病例高于无症状感染者和疫苗受种者(χ2=12.106,P=0.001;χ2=34.755,P<0.001);IgG抗体阳性率分别为100.00%(44/44)、97.46%(115/118)和98.81%(166/16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944,P=0.229)。确诊病例中,<40岁人群的IgM抗体浓度低于≥40岁人群(Waldχ2=6.609,P=0.010),有SARS-CoV-2疫苗接种史人群的IgG抗体浓度高于无接种史人群(Waldχ2=12.402,P<0.001);无症状感染者中,有SARS-CoV-2疫苗接种史人群的IgG抗体浓度高于无接种史人群(Waldχ2=4.530,P=0.033);疫苗受种者中,<40岁人群的IgG抗体浓度高于≥40岁人群(Waldχ2=9.565,P=0.002)。抗体水平动态分析显示,从第1周到第9周,确诊病例的IgM和IgG抗体浓度高于无症状感染者和疫苗受种者。结论确诊病例的IgM和IgG抗体水平高于无症状感染者和疫苗受种者,≥40岁的确诊病例体内IgM抗体水平较高,有SARS-CoV-2疫苗接种史的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IgG抗体水平较高;SARS-CoV-2灭活疫苗全程接种后具备较好的免疫原性,<40岁的疫苗受种者体内IgG抗体水平较高。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过程取向-指导式探究教学(process-oriented-guided inquiry learning,POGIL)在风湿免疫临床教学实践中的效果和优势。方法从2019年5月到2021年5月于本科室进行实习的重庆医科大学"5+3"临床专业学生中随机抽取120人,按照入科先后顺序分为试验组60人和对照组60人。对照组采用常规临床带教,试验组运用POGIL教学进行临床教学。实施1个月后,比较两组实习生的专科知识掌握情况、自我能力提升评价;使用疲劳量表(fatigue scale,FS-14)和心理健康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评价其学习压力状况;比较两组学生的满意度。采用SPSS 22.0进行t检验和卡方检验。结果①专业知识考核情况:试验组实习学生理论考核得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综合素质自我评价:试验组实习生的专业能力自我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③压力状况:POGIL理论指导带教学习后试验组FS-14和SCL-90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④教学质量自评:两组临床教学有效率分别为96.67%(58/60)和91.67%(55/60),试验组高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运用POGIL理论进行风湿免疫科临床实践教学,能够提高临床实习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更容易提高实习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教学质量。
简介:摘要目的研究聚焦取向模式对去乳术后的乳腺癌患者自我形象的干预效果。方法选取2018年4月至2019年4月海安市人民医院乳腺外科收治的乳腺癌去乳术患者100例,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与研究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进行干预,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聚焦取向模式进行干预。干预后,对两组患者自我形象水平、焦虑抑郁程度、应对方式的改变及生活质量进行比较分析。结果两组患者在术后早期(1 d、1个月)的自我形象水平、应对方式和焦虑抑郁程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但在术后3个月、6个月时,研究组上述指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聚焦取向模式可有效提升去乳术后的乳腺癌患者的自我形象水平,降低其焦虑抑郁程度,同时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
简介:摘要目的探究肾移植受者术后感染情况及其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接受肾移植的94例受者临床资料。供肾均采用Lifeport行低温机械灌注,并向灌注液中加入头孢哌酮舒巴坦钠以预防供者来源感染。根据受者术后3个月内体液培养结果,将94例受者分为感染组和对照组。采用卡方检验比较感染组和对照组受者性别、灌注液培养阳性比例和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发生率。采用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比较两组受者年龄、移植前血清肌酐水平和住院时间。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差异的变量纳入Logistic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术后3个月内94例受者中41例受者血、尿、痰及引流液标本中培养出病原菌,感染率为43.6%(41/94),且感染多发生于术后1周至1个月内,占34.0%(32/94)。41例受者共发生58例次感染,病原菌多来源于泌尿系统感染,占51.7%(30/58),其次为手术部位和血液系统感染,分别占32.8%(19/58)和13.8%(8/58),呼吸道感染占比最低,为1.7%(1/58)。27例受者为单一病原菌感染,14例为2种及以上病原菌感染。41例受者共分离出66株病原菌,其中细菌占89.4%(59/66),真菌占10.6%(7/66)。截至2019年7月10日,94例受者均存活,所有感染经治疗后均好转,未出现严重感染性疾病或因感染发生移植物丢失。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感染组与对照组年龄、性别、移植前血清肌酐水平及住院时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z=-0.206、χ2=0.628、z=-0.599、z=-0.031,P均>0.05);两组受者灌注液培养阳性比例及DGF发生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0.031和0.274,P均<0.05)。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灌注液培养阳性是引起肾移植术后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肾移植受者术后感染发生率较高,感染部位主要为泌尿系统,灌注液培养阳性是肾移植术后感染独立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