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人的普遍性决定了价值的普遍性,人的特殊性决定了价值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价值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正是引发不同价值体系安全问题的本质因素.狭义的价值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阶层的价值观念没有危险、不受威胁,即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广义的价值安全是实在性价值体系安全与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价值观安全)的统一.国家价值安全由国家内的价值安全和国家价值的安全构成,前者以多元价值主体的价值认同为重要表征,后者以国家的价值主权为重要表征.就其对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意义而言,价值体系是元文化,且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是文化安全的一部分,因而价值安全是文化安全的核心,也是元文化安全,必然地成为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价值安全又意味着国家总体安全体系所有构成要素的价值目标、价值规范的安全,因而又是国家总体安全不可或缺的柔性支撑.
简介: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形成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方法。在创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时,我们应当遵循运用这一方法,即根据研究对象的内在本质联系,按照从低级到高级、由简单范畴到复杂范畴的原则.建立再现国际关系整体、揭示其演变规律的范畴体系。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特有的逻辑行程,我们必须准确地确定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逻辑中介以及逻辑终点。本文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应以主权国家为逻辑起点;以国家(包括非国家行为体)对外行为的动因、国家之间关系的特征、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演变为逻辑中介;以对国际关系的运动发展以及冲突与合作的理论概括与规律性说明为逻辑终点。在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时,还必须综合运用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逻辑与历史等辩证思维方法。
简介:中国经济崛起是世界体系发展的延续和补充,还是作为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对世界体系的终结?这是过去三十多年在国际学术界和国内学术界引起广泛争论的一个学术命题。从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的关系出发,对世界体系在过去500年形成的三个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可以发现:1500-1750/1800年重商主义阶段主要基于"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主义",1800/1850-1914/1945年的自由主义经济阶段主要基于"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而1945-2030年的混合经济阶段则主要基于"经济全球化"和"制度创新"。在此基础上,"地理大发现"、"国际贸易与金融"、"科学与技术"、"国际制度与机制"是世界体系得以延续500年的四大基本动力。世界体系是过去500年每个国家兴衰的背景,而中国过去30年经济上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不断融入这个延续至今的"世界体系",所以,中国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也主要来自于世界体系以及这个体系对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影响。
简介:作为一个海洋强国,美国积极维护“基于法理的海洋体系”,这是其领导世界、主导国际体系意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立国开始,美国就努力影响海洋秩序制度化,伴随着国家力量的不断发展和国际局势的持续演进,美国的角色逐渐发展为引领海洋秩序制度化,与此同时,出于维护本国利益的考虑,美国又游离于全球海洋秩序的法理安排之外。这一行为事实上存在着内在矛盾,也给全球海洋秩序的穗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主要采取以下路後来持续推进其充满矛盾的维护“基于法理的海洋体系”的理念:一是通过国内立法对国际规则产生示范效应;二是积极推动并试图主导国际海洋法会议;三是以海上力量为基础构建对己有利的海洋体系;四是实施“航行自由”极化应对海洋挑战;五是介入东亚海洋争端,对地区强国的崛起施加国际法理压力。系统性梳理美国维护“基于法理的海洋体系”的历史行为,有助于为中国参与构建更加合理、规范的海洋秩序提供经验和教训。
简介: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和西方对“安全环境”的界定不同,中国侧重于以发展界定安全,西方大国则注重以威胁界定安全。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对“安全环境”的理解,已经从以军事安全为主演变为军事、政治、经济、舆论四位一体,更具复杂性和动态性特征。因此,作者构建了新时期评估周边安全环境的分析框架与指标体系,包括政治安全环境、军事安全环境、发展安全环境、舆论安全环境以及中国自身对周边环境的塑造能力等构件,这些指标囊括了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学理判断。文章利用世界银行数据库、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中外关系数据库”以及《人民日报》数据库对各细分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设定并对比了三种场号下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指数。对1992—2011年周边安全环境的分析表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处于不断改善中。不过,2008年以后三种场景产生较大分叉,中国有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与前十几年完全不同的状况,中国需要与周边国家共同构建长期稳定的周边安全合作环境。
简介:判断一国粮食安全的实现程度,要基于对粮食安全的清晰认知。粮食安全问题易被简化为粮食总产量问题。上述概念相关但非同一命题。国际粮食安全认知维度及演进显示,粮食安全是一个系统,从横向看,它包含可供量、粮食获取、粮食利用(如营养安全)与稳定性四个维度;从纵向看,它包括宏观、中观与微观(如家庭获取能力)三个层面。一个完备的国家粮食安全监测指标体系也应与这四个维度、三个层面相对应。当前中国粮食安全政策与监测主要强调国内供给总量安全,属于可供量维度与宏观层面的交集;其他维度则较为单薄,尤其是微观层面的粮食获取维度以及粮食利用维度下的营养安全。借鉴巴西跳出“粮食生产大国无粮食安全之虞”的认知窠臼、直面其粮食安全严峻态势、进而推行影响深远的“零饥饿”计划、取得显著成效的经验,中国应加快构建一套比较全面的、符合当前经济、社会和农业发展现状的粮食安全认知、监测及治理体系,即将粮食安全治理重心从宏观转入宏观、中观、微观并重,构建一套全面的粮食安全监测指标体系以及建立跨部门的粮食安全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