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中国泛家族主义影响下,李锦记集团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家族企业治理模式,既实现了经典公司治理理论的两权分离,也没有将控制权完全让渡给职业经理人,但有效避免了股权分散、内部人控制、代理成本较高和难以规避外部风险等现代公司的治理弊病。这种成功得益于李锦记将儒家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的组织理性结合起来,以家族主义信任和家族价值观作为非正式制度,加强家族企业的文化凝聚力;同时以经济理性和契约精神等西方先进经营理念进行正式制度建构,减少儒家伦理的亲缘主义对企业经营的不当干预。在"思利及人"的儒家价值观驱动下,李锦记发展出一种去中心性的"自动波"领导模式,是本土企业探索"无为而治"的一种积极尝试。李锦记的经营经验表明,泛家族主义与"思利及人"的儒家伦理在节制资本的逐利本性与侵害行为,增加企业社会责任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现代公司治理与经营并非只有美国模式可以依循,融通中国家族主义与西方经理主义,寻找儒家伦理节制资本缺陷的制度途径,则可能发展出一条具有中国本土特色和民族智慧的家族企业治理模式。
简介:社区的空间结构是城乡结合部社会治安治理的空间载体,社区的治理结构与社区空间结构耦合所形成的耦合治理结构是决定城乡结合部治安治理绩效的根本因素,社区的治理结构是关键,而社区的空间结构则是有效治理治安的基础。深圳宝安区治安治理结构是国家主导的网络治理结构,治安的治理结构同紧凑式的社区空间结构在点、线、面上高度耦合,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不同的社区空间里相互依赖、联合行动,实现对小区、楼宇、道路以及流动人口等治安要素的有效治理,成功打破了人口“倒挂”带来的治安治理困境。培育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构建网络治理结构,实现治理结构与社区空间结构的高度耦合,将是城乡结合部社会治安治理现代化的合理趋向。
简介:如何促进统一战线与全面从严治党协同发展,提升两者耦合效应,确保彼此叠加效应得到充分释放,是时代赋予全党必须共同解答好的一项紧迫课题。从历史、理论、现实维度分析来看,两者在历史长河里是紧密相连,在新的条件下有共同之处,在各自发展中能互促共进。影响统一战线与全面从严治党耦合效应的阻滞因素有,缘于思想认识不够而产生的阻力,缘于工作路径依赖而产生的阻力,缘于体制机制不全而产生的阻力。提升统一战线与全面从严治党的耦合效应,应着力在统一思想上,加强彼此耦合共识机制建设;在提升能力上,加强两者耦合动力机制培育;在方法创新上,加强双方耦合技术支持建设;在保障供给上,加强相互耦合支撑体系建设等四个方面下足功夫。
简介:以公安微博为例,分析了自下而上的地方政府创新过程中正式政治与非正式政治耦合的机制。基于中国制度变迁、非正式政治、政府行为等理论文献以及对于X省Y市案例研究,提出一个地方政府创新过程中正式与非正式政治耦合机理的初步分析框架。分析框架指出,在中国地方政府组织体系和领导中心的决策机制这一情境下,地方政府创新往往是正式政治和非正式政治耦合的产物,而非正式政治在政府创新决策过程中往往起到支配性的作用。通过案例分析,发现非正式政治在创新的接纳阶段起着核心作用,正式政治成为创新扩散阶段的关键推动力,在创新的实施过程中需要通过非正式政治支持获取正式制度安排,非正式政治的根深蒂固和正式政治的弱化则为创新的后续发展带来高度的不确定性。尽管存在个案研究的代表性以及政府内部的政治敏感资料难以全面获取等局限,该研究仍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地方政府创新过程的"黑箱",有助于促进对地方政府创新行为逻辑的理解。
简介:本文旨在通过构建精准扶贫大数据管理平台消除或减少扶贫机制中的信息不对称。以精准扶贫和大数据之间的耦合性为研究视角,通过提取精准扶贫的逻辑维度和大数据的4V维度,应用耦合性分析验证精准扶贫机制是否满足大数据的4V特征,采取专家访谈和案例分析等方法,尝试构建了融合大数据技术的精准扶贫3类耦合机制,构建了精准扶贫大数据管理信息平台。研究发现:(1)精准扶贫与大数据之间存在较强的耦合性,但人工化的数据采集和简单化的数据分析制约了二者之间的耦合程度;(2)相较于行政主导下的精准扶贫机制,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扶贫耦合机制减少了信息不对称,提升了精准扶贫绩效,揭示了精准扶贫机制由政府驱动向数据驱动的演化趋势。本文构建的耦合机制以及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可以为担负扶贫攻坚任务的其他省区提供参考借鉴。
简介:利用中国1998—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协整方法和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对耕地非农化和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及耦合协调态势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短期内,我国31个省份耕地非农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在长期内,由于各地区经济、资源差异,各省份的经济增长和耕地非农化呈现出不同的因果关系。在二者耦合协调发展方面,从总体上看,都从1998年左右的中度失调状态逐步过渡到勉强协调的状态,各区域之间又存在差距。因此,要根据各区域实际情况,实行适度从紧的耕地非农化政策;优化耕地保护调控指标的分配结构;因地制宜地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而减少经济增长对耕地资源的盲目依赖,促进耕地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协调。
简介:在社会抗争理论中,相对剥夺感与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的资源动员能力分别成为了社会抗争发生的两个相对独立的解释变量。但在现实中,这两类变量往往是共同发生作用。因此有必要综合这两变量来探究抗争的发生。在H镇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中,群体与特定对象在政策标准上的差异比较导致了强烈的利益诉求,并且,通过具有结构化特征的群体中的人际交往行动,抗争的动员得以实现。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的中介作用,相对剥夺塑造过程与资源动员过程表现出了相互间的影响作用。从其内在机理来看,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的个体对相对剥夺感的认知的演化体现出了资源动员对个体相对剥夺感的塑造能力,而在具有中国特色的"草根动员"模式下,相对剥夺的塑造加固了社会关系网络,进而更进一步提升了资源动员能力,由此表现出其相互间的耦合作用。本文是在多重视角下,针对社会抗争的发生及发展所做的一次分析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