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儒家伦理的民族特色与现代意义李春秋儒家伦理，是在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土地上，在先秦时期形成、发展起来，以汉民族为主要载体的道德现象和道德关系。它既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伦理，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产生了伟大作用，对东方乃至人类文明...

简介：文章认为焦循通过"旁通"、"当位失道"、"时行"、"八卦相错"、"比例"五图,编织了一套表现为象数形式的逻辑类比推理的思想构架,并将自己的道德理想尽数纳入构架之中.这样,焦循一方面确立了研究易学的方法论,另一方面也具有以"旁通"为主体的哲学意义.焦循易学的方法论,标志着清代中期易学的重要转向,它已迈出象数与义理诠释易学的旧轨.然而将易学的探求严格限定在各种法则的框架之内,因而也就混淆了易学的象数系统与义理系统的各自独立性.因此,易学的哲学意义也就被逻辑推理的工具价值所取代.

简介：以宗教和哲学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宗教哲学涉及到以什么方式和立场看待两者关系的问题。方式和立场的不同导致了宗教哲学学术意义和问题选择的差异。西方基督宗教和哲学在同一社会背景中的长期存在使得两者之间呈现出了复杂的历史关系。一方面，西方哲学对基督宗教现象和问题的分析与批判，以及基督宗教运用哲学对其自身概念和内容的阐释与论证，为西方宗教哲学的建构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另一方面，长期单纯地对基督宗教问题的关注，也使这一哲学在客观性上和广泛性上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简介：孔子的“正名”思想，是其重视“言语”的结果，这种结果又是其政治追求的需要、当时社会政治生活及政治交际活动的需要。“正名”思想又以其“无所荀而已”的言语谈说态度及其不同体现，表明孔子注意到了人际沟通中的一些重要的语用原则。这些语用原则与西方逻辑的语用原则既有同也有异，是时代的产物，也具有了时代的精神，并因此具有了“正名以正政”的社会功用。这仍然是我们今天的人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简介：哲学的第一问题或者说元问题是哲学究竟该如何界定的问题。几千年的哲学发展史就是哲学寻求自身合理定位的历史。由于对哲学自身的身份或定位认识不清，我们的哲学书总是以一种非哲学的方式诉说着哲学的问题。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分别以自然、社会和思维为研究对象，哲学研究虽然离不开对自然、社会以及思维的关注，但从根本上看，哲学面对的仅仅是人自身，并且也只能站在人的立场上去关注和理解自然、社会以及思维。

简介：“直觉”方法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色，并且其发展有“一条清晰的线索”。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如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和牟宗三都力图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深入开掘中国哲学传统中“直觉”之意义，以区别干以逻辑分析法为主要特征的西方传统哲学，从而凸显中国哲学作为一种特殊形态哲学的价值与“自性”。与此同时，现代新儒家并非一味囿于中国哲学传统，而是在吸取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力图改造中国哲学传统，以使其具有现代性。

简介：<正>《管子》书中蕴藏着丰富的经济、政治、军事、哲学思想,涉及封建国家管理的各个方面,但《管子》的管理理论还没引起人们充分注意。本文试图从“激励”——通俗地说,就是调动人的积极性——这一侧面,对《管子》的管理理论作一点初步探索。一、《管子》激励理论概述(一)基本前提《管子》谈激励,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令顺民心”。《管子》认为,“辟则惠,闭则颣”。(《乘马》,以下凡引《管子》,只注篇名)(颣:戾,悖逆)对人越是疏导,他就越

简介：墨子以“天下莫若身之贵”阐释了生命存在的伦理之义，并从“生，刑与知之处”的知性统一的视角，表达了对人之为人的自在与自为的“生”之内涵的洞察与感悟。这种感悟既是人之为“生”的一种道德境界，也是对人的“生生之道”在伦理意义上的孜孜以求。墨子对“生”的追求强调在普遍意义上的德性之欲，故而以“兼爱”为机制，在“兼”的社会化过程中来表达对“众之生”的尊重。所以，“兼爱”是墨子实现“贵生”的伦理设计，“兼”体现了墨子对人生关系、社会关系应该如何的一种德性之约，确切地说，“兼爱”是实现“贵生”的社会道德要求，更是人何以“贵生”的一种伦理手段，此与当代社会的和谐建设有借鉴之功。

简介：关学，是由北宋理学家张载（1020—1077年，字子厚，学者称横渠先生）创建、于明清发生学派分化并向近代转型的关中地域理学形态。作为地域理学的关学，尤其是张载之学，其影响又是跨越地域的。从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所设专章①算起，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在张载关学学说和关学史研究领域积累了丰硕的成果。但该领域仍存在着不少有待澄清的疑难问题，其中也包括“关学”概念的意涵问题。概念的理解和运用，尤其是基本概念或核心概念的理解和运用，在学术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工具或方法意义。本文提出，“关学”是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的学术史概念，其结构特征表现为“时间”、“空间”、“学传”三重维度。由这三重维度构成的“关学”概念，将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诠释模式。

简介：在中国净土宗史上,长期以来一直以慧远为创宗初祖,然而反观净土宗,我们会发现昙鸾道绰一善导系所倡导的持名念佛才是中国净土宗广大信众所坚持的修持方法与立宗基础.中国净土宗发展的理路与承继的血脉,是沿着由昙鸾开创、道绰继之、善导集大成的持名念佛一系而发展的.但昙鸾、道绰一直被排除在传统的净土十三祖之外,本文将从净土法门立宗之基础对这一问题作一梳理与检讨,提出净土宗十五祖之说,试图正确处理宗教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

简介：在儒家思想中,仁是个体对自我生命的体悟和自觉,具有个体性。天命体现社会历史文化的核心价值,具有普遍性。理论上,仁发生的个体性与人格评价的社会性之间存在张力,如果一个人一味本着良善的初心做事而忽视社会价值追求可能最终成为不了君子仁人。在孔子,仁心发生后由天命引导,使个体仁心能够与社会良知结合,形成完整的道德成长机制。但是,孔子之后不少儒者虽然对仁的道德主体性大加弘扬,却忽视了天命在仁的实现中所产生的引导与规范作用。所产生的后果是,仁独自承担起自我做主的道德责任,同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道德意志的任意性。因此,天命作为社会道德的普遍原则能够也应该为仁的发展与成就提供保证。

简介：近年来，在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多元化格局下，已渐次形成马克思生活哲学研究蔚为壮观的态势。马克思生活哲学的出场是对马克思哲学回归生活世界原则的深度推进与实质性提升。其作为一种探索马克思哲学的新范式，为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景式的理论图景，凸显了马克思哲学在价值观、批判对象、理论目的、真理观、哲学类型、理论与生活主体以及哲学的归宿等诸多方面所实现的一系列根本性转变，突出了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所具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特质。

简介：在平等作为一种基础理念的现代社会,儒家差等之爱看似并不合拍,但仔细分析其逻辑起点和叙事方式,可以发现它至少在两个方面对现代平等具有积极意义。首先,儒家差等逻辑不仅没有破碎平等,并且为平等何以可能提供了一种合乎自然人性基础的哲学说明。其次,肯定差等之爱的积极意义,可以防范现代社会的制度信仰,使社会获得更符合人性、也更加深远的道德基础。正确认识儒家差等之爱对现代平等社会的独特意义,还需要区分自然的＂差等之爱＂与宗法的＂差等序列＂。

简介：王安石的人性论是不断发展演变的，其发展演变过程可以熙宁年为界分成二个阶段。在熙宁前，安石人性论可分为三种情况：一为性善说，二为性善恶混说，三为性不可善恶言说。在熙宁元丰间，安石人性论表现为性善恶混说，此为其人性论的最后归向。安石于熙宁间最终选择了性善恶混说，于退居江宁后的元丰间继续坚持性善恶混说，说明他在熙宁元丰间的人性论认识趋于稳定，此亦为其人性论认识的成熟表现。安石人性论既开宋儒言性之风，给理学与心学以影响，且为熙宁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

简介：7月19—20日在北京召开，由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湖北工程学院中华孝文化研究中心、韩国圣山孝大学院大学孝文化研究所、韩国孝学会共同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冯惠玲出席会议并致辞。来自美国的比较哲学与汉学家安乐哲教授、费乐仁教授、南恺时教授，韩国圣山孝大学院大学校长、韩国孝学会会长崔圣奎及11位韩国教授，台湾辅仁大学前校长黎建球教授，湖北工程学院党委书记肖波教授，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万俊人教授，北京大学李翔海教授，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所长王泽应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相关专业葛晨虹、龚群、肖群忠、韩星、杨庆中、罗安宪、温海明教授等50余位学者参加会议并发表论文。

简介：当健康的定义发展到今天的生理-心理-社会模式之时，道德的健康被世界卫生组织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中国的儒家学说在塑造道德的人格和如何理解并达成个人的人生意义上有很多重要资源。本文以孟子和荀子的思想联结为出发点，探寻以道德情感为成人依托的孟子和以理性认知为成人依托的苟子在培植中国人的人格上各自提供的独特价值。将孟荀结合起来考察，可以更好地理解儒家文化在中国人的人格塑造上的影响，并通过情感生

简介：

简介：刊玛窦是接受过16世纪正宗西方教育，然后来到中国与中国学者进行了近30年学术交流的最早的西方人。他非常熟悉当时西学的特点，而且向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介绍了不同于中国“天圆地方”的西方宇宙观，以及中国所没有的西方的演绎式推理法。然而，与利玛窦所想到的不同，原来中国并不是没有和实用性无关的数理逻辑，研究二进制的莱布尼茨就惊叹邵雍《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中卦序之精妙。不过必须指出，利玛窦的西学输入之后，为17世纪以来东亚文人的学术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和意义。

简介：文化工业作为科技与文化融合发展的第一阶段，市场自发地以科技改变文化的表现和传播形式为文化的市场化和大众化做出重要贡献。以英国创意经济为标志的新兴产业可作为文化与科技的整合阶段，因其自觉地对创意设计的创造性和人文性的重视，使文化成为主导，科技为人所用，重新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设计哲学用创造性和人文关怀重新对文化与科技加以整合，它的出场不仅给创意工业乃至国民经济注入活力，还暗合了以“创造”为焦点的经济社会实践诉求的现代性转型，人本身能动性、创造性、艺术化生活追求以及对科技的运用越来越明显地成为社会变迁的主导力量。强调文化和科技的整合而非融合是我国文化建设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

简介：陈寅恪与贺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三纲”之于中国现代道德建设的意义。陈寅恪通过对王国维自杀原因的文化学分析，高度肯定王国维为旧道德殉难的精神意义，认为王氏自杀恰恰体现了他“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而且，陈氏认为，《白虎通德论》中的“三纲六纪”的道德伦理思想是中华文化精神所在。贺麟先生认为，“三纲”是“五常”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比五常更具有道德伦理的约束力。如果经过自由意志的过滤，“三纲”的绝对伦理要求恰恰与康德讲的“绝对命令”有相通之处。陈、贺二先生对“三纲”现代意义的阐发，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