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世纪西欧教会曾严厉镇压异端运动,同时又有一系列宽容的思想和举措。这是逻辑混乱或虚伪吗?教会法对异端分子的处理展现了基督教宽容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存在和运作,也说明这一宽容的渊源不是对真理的怀疑和冷漠,而是出自对神恩的信心、对他人良知的尊重。真理只能在历史进程中得以认知,而对宽容的评价也只能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按照12世纪教会法学家格兰西的理解,处分异端分子的方式和举措典型地展示了正义和仁慈统舍于爱,而爱就是关怀人类的拯救。不论是对罪犯处以绝罚还是鼓励他们与上帝和教会和解,相应的教会法规范都应该遵循,但是解释和应用法律必须考虑时间、地点、案件和当事人的特殊情形,据此减免刑罚或停止律法的施行。有时教会宽恕异端分子,期望他们能因此更快地纠正谬误。宽恕,不应该是神职人员渎职的借口;严格执法,也不应该蜕变成贪图和炫耀个人权威的机会。教会法对株连的批评尤其值得借鉴。教会法关于宽容的原则在律法的解释和施行中并未得到完全贯彻,迫害和滥用权威的现象时有发生,可知在寻求真理的同时又怀抱宽仁之心何其难也!
简介:本文立足于相关的一手西方文献材料,对二战后ethnohistory在美国学界的兴起与表现做了翔实细致的历史考察,从国别的角度揭示了西方历史人类学兴起的实然状态,为研究西方历史人类学及其兴起提供了新的路径与窗口。本文的要点和主要结论在于:ethnohistory不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或研究领域,它与民族学学科本身的历史一样久远。经历了半个多世纪(20世纪上半叶)的长期孕育之后,ethnohistory逐渐兴起于美国学界,于20世纪50~70年代成为显学。在该阶段,组建了ethnohistory的专业学会(AmericanSocietyforEthnohistory)、定期召开年会,还出版了其专业期刊ethnohistory,并一直延续至今。不少民族学家投身其中,一些历史学家也陆续加盟,并展开了初步合作。印第安纳大学成为战后ethnohistory凸显于美国学界的第一个研究中心。印第安纳大学自身拥有的良好的跨学科学术传统,尤其是沃格林(ErminieWheeler-Voegelin)等为代表的教职人员的诸多努力以及政府部门的鼓励与合作密不可分。相对二战前而言,既有概念诠释的新拓展,ethnohistory意味着'依靠档案、口述和考古学资源,以及社会人类学的洞察力和概念框架,对一些非欧土著族群进行历史研究,这些研究试图重构土著族群与欧洲发生碰撞前与后的历史';同时,也有经验研究的新尝试。这些新拓展与新尝试,突出表现了以民族学为主但不局限于民族学、兼有民族学与历史学双重含义与互补的特点,强调了由非土著提供的档案证据的重要性,强调了档案、田野等各种证据互参的重要性,以及民族学文化过程理论的重要性。兴起与凸显阶段的ethnohistory,虽然组织机构、学科规范需要进一步完善、一些具体做法也需要不断更新,但还是为20世纪70年代之后ethnohistory的日渐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ethnohistory得以进一步开拓发展空间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