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四库全书》的编纂是清初以来崇儒、重道的必然结果。《四库全书》的编纂表面上彰显了乾隆时期的文治之盛,实际上是朝廷为了解决朝野、南北学术思想的对立而进行的政治举措。具体而言,乾隆时期官方意识形态——理学日益固化而江南考据之学却日益盛行,为了消弭南北经学、儒学之差异、分立,朝廷急切需要整顿思想,重新树立中央权威。为此乾隆敕命编纂《四库全书》,以此来整合当时南北、朝野思想之差异,通过重建、统一以经学为核心的学术体系——清学,进而实现对全国尤其是江南地区的有效控制。随着《四库全书》纂修完成并颁行全国,清学成为了当时普遍的学术范式,由此也赢了江南儒士大夫们对清廷的文化认同。
简介: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是在我国文化遗产领域组织进行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其重要成果之一便是文物资源数据库的形成。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除了要做好文物及相关数据的安全管理工作外,更应重视数据库的高效利用,让数据资源逐步走向透明与开放,实现“数据管理~信息管理一知识管理”的逐步深化,将数据从单一的管理中解放出来,进一步转化为资源共享的知识社区。本文从陈列展览、文物鉴赏、馆际交流等三个方面阐释了知识共享社区,陈述了数据资源共享为博物馆带来的多种优势,让资源活起来,让文物活起来,从而提升博物馆的科普服务能力。
简介:图书馆、书店与书摊是民国上海知识群体从事图书阅读与消费活动的城市公共空间。图书馆不仅承担阅读功能,还兼具社会交往等功能。福州路、北四川路等城市新兴地带以售卖新式出版物为主的书店与城隍庙地带以售卖线装书、古籍为主的书铺和书摊之间产生了明显的新旧之隔与等级之分,它们面向的顾客群体也有所不同。当书籍的阅读与消费跨越知识群体与非知识群体的边界时,知识群体通过对旧书、旧书铺与书摊的歌颂,建构自身所拥有的知识资本,使自身与普通市民群体相区隔。在上海知识群体的书籍消费活动中,以书会友与在商言商的两种交易方式既体现出近代上海图书出版市场古风犹存的一面,也反映了近代上海图书市场开始以市民为主要消费对象,传统'回头客'比例降低的一面。知识分子个体所处阶层位置的差异不仅塑造了知识群体内部截然不同的书籍消费习惯,也开启了现代中国精英知识群体与边缘知识群体渐行渐远之端。
简介:1920年前后,中国知识界围绕"情感"问题展开了数次论战。这些论战虽是分属于新旧文化论战、东西文化论战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等的局部论争,却因所涉论域的深广度而自有其独具的思想和文化意义。论战的参与者均为当时知识界有代表性的人物,论战涉及情感与思想、与科学、与法则等的关系问题、东西方情感的品质差异问题,以及情感在宇宙观和人生观的确立中的位置问题等诸多方面,触及情感自身的性质、品质,以及其所体现的民族文化特性和新旧文化差异、中西文化差异等诸多层面。其中所折射的,是知识界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性想象的分歧,是对于新文化发展道路的选择的差异,迄今仍具有丰富的启示性。
简介:企业人类学与人类学的一些分支学科(如医学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等)有所不同。这些分支学科以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探讨其他领域的问题或议题(如医学、教育等),成为探究这些领域的辅助知识,却没有改变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企业人类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新研究范式,在当今全球人类学中是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企业人类学引入"社会结构转型"理论,作为其新的基础理论,实现了研究范式的转变:突破人类学传统的小社会、小社区视野,学会从整个宏观社会结构的角度看经济社会现象;突破了僵化的"传统—现代"二分法,正在使用"连续谱"的视角;突破了人类学草根的学术传统,深入探索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个分析角度有机地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提升本学科解析当代经济社会转型的能力。因此,企业人类学的兴起标志着人类学第四次革命:新的研究范式形成了,其研究范畴扩展和深化了,其学科名称得以整合和统一了,其学术活动和学术成果的国际化程度很高,已创新地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企业人类学不但打通了中国与西方的学术通道,而且实现了中国和国际人类学的局部突破和学科转型。近些年来,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崛起和社会转型,使之成为国际人类学新兴的研究园地。
简介:在1999年历经921地震后的台湾,公共工程重建的主流论述引导建筑设计思潮巧妙地与'地域主义'结合,在思维逻辑上,反省并接纳早期现代主义所拒绝的'地方性'环境因子,尊重长久被忽略的常民生活模式路线;在空间形式的表征向度上,'地域主义'与城市遗产保护所追求的原真性课题不谋而合。城市遗产是台湾社会的缩影,具有多元并陈、复杂与矛盾的本质,在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讨论决策过程中,核心议题是原真性多元化修护层级的判断,此与规划设计准则的决策伦理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整理归纳近十五年来台湾在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探索方向,逐步建构城市遗产调查研究方法论与保护决策之层级性思维,为城市遗产保护与再生活化效益价值评估时,从中发掘具有保存价值与规划伦理决策意义的讯息,一同建构兼顾地区人文性与永续发展的规划设计理论。
简介:华人企业一般上都难逃"富不过三代"的命运,但一些中国和东南亚的华人老字号企业却能打破这宿命。马来西亚的中药店老字号,"余仁生"自1879年创业以来现今已进入第四代经营。其创办人,余广于1876年下南洋谋生时随身携带了一批中草药和世代累积的中药知识,没想到这竟成"余仁生"的创业基础。他当时在霹雳州务边的小镇上开设了一家药材店,想凭着自己的中药知识解救被鸦片荼毒的华人矿工。药店取名"仁生",意喻为"仁泽众生",由于店主济世为怀因此"仁生"很快便建立起良好的声誉。其子余东璇为了缅怀父亲,毅然在店名前加上自己的家族姓氏,改为"余仁生"。"余仁生"在余东璇领导下迅速打出名堂,其业务除了扩展至马来西亚各地,亦进驻新加坡和香港市场。八十年代后期马来西亚的中药行业风光不再,成为夕阳工业。其第四代接班人有感中药行业必须转型方能走出被市场淘汰的命运,所以"余仁生"于1989年开启了传统中药店转型至现代保健自营连锁店的大计划。其转型计划成功让"余仁生"获得新的生命和持续发展,并在新加坡和香港两地上市。这老字号的成功可说是其经营者善于利用传统中药品做新市场的生意,把产品焦点放在生活化和方便化,如其保健礼蓝可用作送礼,让更多顾客能接受其产品。本文主要探讨马来西亚华人传统中药店之老字号在激烈市场竞争的过程如何转型和变革以迎合现代人的需求,使其企业达到持续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