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媒体营造的拟态环境影响受众认知,社交媒体己成为受众接触风险事件进而形成风险感知的重要介质,其如何影响风险感知成为重要研究问题。本研究采用调查法探究了上海、福建及浙江三地的高校学生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对古雷PX项目爆炸事件风险感知的影响。研究发现:(1)社交媒体使用成为受众风险感知的重要影响因素。(2)在选择性机制影响下,受众选择的风险信息类型在社交媒体的媒介接触程度与信息满足度对风险感知影响中起重要调节作用。(3)当受众选择缓解风险信息时,媒介接触程度与信息满足度均负向影响风险感知,同时通过媒介信任度的中介作用负向影响风险感知。(4)当受众选择风险相关信息时,媒介接触程度正向影响风险感知,而信息满足度除了直接负向影响风险感知外,还通过媒介信任度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风险感知。
简介:风险不单纯指对客观世界的描述,更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媒介描绘的风险图景成为大众最直接的感知来源,是显著的风险放大站。在风险传播的视觉化表征中,儿童影像成为定义与描绘风险的重要符号。本文从媒体“放大”的视角来关注儿童影像在风险传播中的特殊效应。儿童影像在风险放大的过程中发挥着特殊的传播效力:担任风险的文化之眼,激发大众情感共鸣,强化批评场域,并沉淀为风险记忆。此外,儿童影像通过具象化风险,争夺话语权,展现政治立场与道德关怀的方式,表现出其在风险放大中的影响力。但是大众媒体在运用儿童影像放大风险的过程中,仍存有绑架儿童做风险代理人、娱乐化情感消费以及违背新闻伦理等一系列问题。聚焦国内风险图景,儿童影像的风险放大效果并未被清晰认知,审视儿童影像的特殊传播效果,把握适当的风险放大尺度成为媒体不可忽视的问题。
简介:“三鹿毒奶粉”事件报道中,媒体和三鹿公司之间经历了从共谋、对峙到破裂的戏剧性变化。媒体在与政府、广告商以及受众的多维关系中多次转移结盟关系;媒体的新闻生产采用了“关键时刻政治正确性优先”、“参与利益锁链中的危机公关”、“民粹主义话语”及“自我批评式的反身性”等多种生存性策略。“三鹿毒奶粉”事件中的媒体报道,表征了新时期以来中国传播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已经转化成制度性风险,中国媒体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只关心自身经济安全而缺乏专业主义价值担当的怪胎式利益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