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毒奶粉”事件报道中，媒体和三鹿公司之间经历了从共谋、对峙到破裂的戏剧性变化。媒体在与政府、广告商以及受众的多维关系中多次转移结盟关系；媒体的新闻生产采用了“关键时刻政治正确性优先”、“参与利益锁链中的危机公关”、“民粹主义话语”及“自我批评式的反身性”等多种生存性策略。“三鹿毒奶粉”事件中的媒体报道，表征了新时期以来中国传播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已经转化成制度性风险，中国媒体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只关心自身经济安全而缺乏专业主义价值担当的怪胎式利益团体。
新闻大学
2009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