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实行行为是实施刑法分则类型性规定的具有侵害法益的现实危险性的行为。除部分具有教唆性质的行为因刑法分则例外规定而具有实行行为性之外，对于大多数教唆行为而言，形式上不具有构成要件定型性，实质上不具有侵害法益的现实危险性，其必须依附正犯的实行行为才能实现对法益的实际侵害，因而其本质上属于加担实行行为的共犯行为。将教唆行为定位为实行行为的见解不仅有违实定法的规定，而且有消解实行行为与非实行行为概念区分之虞，显然有悖于共同犯罪的基本原理。

简介：共罚的事后行为并非当然的“不罚”，而是与前行为一道进行了“共罚”。共罚的事后行为是包括的一罪。在刑法对前行为不能评价之时，如果事后行为的诉讼时效尚未届满，则对事后行为可以进行评价。共罚的事后行为只能存在于状态犯中，即成犯和继续犯无其存在的空间。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实施前行为之后具备了刑事责任能力，如果实施事后行为，可能属于共罚的事后行为。行为人仅参与事后行为，主行为人的事后行为属于共罚的事后行为，但行为人仍可就事后行为之罪，成立共同正犯、帮助犯或教唆犯。本犯教唆他人实施事后行为的，也可能成立共罚的事后行为。

简介：<正>制定反贪污贿赂法,是廉政建设法制化的一项重大决策。作为一部系统完备的反贪污贿赂专门法律,必然涉及惩戒妨害司法行为的问题。本文从强化惩戒妨害司法行为措施的必要性,完善惩戒妨害司法行为法律规范的设想等方面,略抒管见。一、反贪污贿赂实践需要完善和强化惩戒妨害司法行为的措施首先,从反贪污贿赂斗争中妨害司法行为的严重性看,必须进一步强化惩

简介：职务行为，指公务人员根据法律行使职权或履行职责的行为。既包括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所实施的行为，也包括基于上级的职务命令所实施的行为。本文针对学术界对依命令之职务行为正当化的根据和标准进行评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依命令之职务行为正当化标准，应具备命令来源的特定性、命令形式合法性、执行主体合法性、主观善意、执行行为客观合法以及目的与手段的相应性等六个方面的要件。

简介：对盗牌索钱行为的刑法评价，有盗窃罪、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敲诈勒索罪等几种观点。基于盗窃罪、敲诈勒索罪、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的构成要件理论，运用法律解释方法进行详实的分析和讨论，论证出此种行为既可构成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亦可构成敲诈勒索罪。并基于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和充分评价原则，运用牵连犯理论，对敲诈数额达起刑点的应实行二罪并罚。

简介：我国传统过失犯理论无力对抗片面地从危害结果引出的处罚要求,具有鲜明的结果归责倾向。引进＂注意义务＂和＂注意能力＂这两个概念,虽然有助于使过失心态认定更为精确,但显然不能彻底解决传统理论的上述问题。要实现过失刑事责任范围的合理限定,必须借助＂过失基准行为＂这一理论工具,在过失犯认定过程中赋予＂行为＂以实质作用。过失基准行为则是指包含法不容许的危险的行为。

简介：加强刑事诉讼程序法制建设，既要制订科学的刑事诉讼法，也要树立正确的刑事诉讼程序观念，否则刑事诉讼法将无法发挥应有的功能，造成纸面上的立法与行为中的司法相背的局面。目前，各种违背刑事诉讼程序的司法行为禁而不止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从法律文化的角度看，诉...

简介：面对近年来呈高发态势的经济犯罪，我国从立法到司法实践中，都对这类犯罪给予了高度重视，集资诈骗罪作为该类案件的典型代表，在定罪量刑上频现争议。从这一现象背后折射出对于这类犯罪定罪标准不明确，量刑依据模糊的现象发人深省。民间集资行为是以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为基础的，对于这种行为如何能够成为集资诈骗罪，是一个从民事行为到刑事犯罪的过程，因此，从民法视角对该问题进行分析，试图找出民刑之间在该罪认定上的区别和衔接，并提出完善的相关建议。

简介：虽然民法与刑法分属不同的法律部门，但是现实生活中人的行为往往会将民法与刑法牵连起来形成民刑交叉案件。刑法、民法作为法律体系内的不同部门法，因其不同的考察角度，不同的规制方式，乃至不同的价值位阶追求，导致少部分案件中出现表象的矛盾。民法上的表见代理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设计，但是在具体的案件中表见代理的成立与否往往直接影响到对所涉犯罪行为性质的判断。为此，我们需要综合运用刑法和民法的基本理论，对案件作出符合法律规范的判断。

简介：一、基本案情2000年6月底,北京金古东科贸有限公司职员战某在本公司的电脑上伪造了"北京四通利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印章,以新浪网的名义,在网上向几百家集团、企业发送电子邮件,其内容为:新浪网将建立一个名称为"超级站点搜索"的搜索引擎,服务项目包括:"限制登录站点数量,为访问者发布由公司写的电子邮件,限制登录站点的级别,建立快速预览窗口,为广告赞助者提供小型广告服务,包括滚动字幕,赞助标志等(广告标注服务收费每天五元,申请该服务时间不得少于一个月);登陆该网站每月收取维护费二十元,申请时间不得少于六个月",并称该引擎的登录维护权已转让给北京金古东科贸有限公司,要求客户将广告费、维护费的费用寄到"北京金古东科贸有限公司"的帐户上.

简介：对正当化事由与免责事由进行区分，可以更为精确地表述行为的性质，而且，这还是当前“双轨制”处罚体系适用的前提。但是，形式标准说、必要防卫标准说和伦理说等都难以划分两者，最终只能根据法益保护“基本规范”揭示两者的不同。免责事由为裁判规范，其之模糊性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基本规范的消极要素的正当化事由系行为规范，其之判断应坚持客观主义的立场；有些辩护事由具有双重性，既能阻却部分违法，也能阻却部分责任。坚持两者的分立，不违反禁止多重评价原则。

简介：法官自由裁量权往往会屈从于地方权力的要求，司法实践一直有扩张适用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冲动，加之法官素质的区域差异，还未形成理念一致的法律共同体，会加剧同案不同判的司法割据状态，有违公平正义。所以，希翼通过法官解释限制非法经营罪的路径不可取。以城市违法建设出售行为为例，深度解读历年相关司法解释，总结并尊重司法解释在长期演进历程中形成的审慎传统，不允许法官解释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统一交由司法解释做出解释，有利于司法统一和司法独立。

简介：刑法分则为协助组织卖淫行为规定单独的法定刑，其原因是该行为在组织犯罪中的常态化，这样的规定并不完全排除刑法总则关于从犯处罚原则的适用，组织卖淫罪和协助组织卖淫罪在共同犯罪的场合仍然需要结合刑法总则规定区分主犯和从犯。相关司法解释将协助组织卖淫确定为一个罪名并无不当。为了合理解释帮助行为单独定罪的立法现象，需要正确理解刑法理论、刑法规范以及司法实践三者的关系。

简介：国家机关或者国有公司、企业、事业、人民团体的正式职员，不论是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等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还是从事具体的业务、技术或劳务工作，只要是代表国有单位，以国有单位名义行事，并由国有单位承担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就是代表国有单位从事公共事务，就是国家工作人员。

简介：食品的范围除应以我们日常的生活经验判断外，还应当考虑行政法规的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之间是一般法条与特殊法条的关系。依行政法规的规定，食品添加剂应属于食品原料的范围。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法条竞合关系，不应比较两罪的量刑轻重，而应当按照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这一特殊罪名论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两罪的区分关键在于客观上投入毒害性物质行为是否发生在食物的生产过程中。对违法研制、生产、销售国家禁止用于食品生产的非食品原料或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兽药、饲料等行为的定性，应当依照不同情况，适用不同罪名。可以考虑增设研发、生产、销售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添加剂罪。

简介：在对刑法公共安全的理解上，以往的多种见解都遵循着一个前提性判断：刑法中的公共安全有一个统一的内涵。正是因为这一前提判断的偏差，导致了以往的多种观点都存在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在对“公共”的理解上，无论是主张其为不特定多数人、多数人、不特定人抑或是不特定或多数人，都难以自圆其说；在对“安全”的理解上，无论是主张所有的重大公私财产都属于公共安全，还是认为只有重大的公众财产才属于公共安全，抑或将公众生活的平稳与安宁纳入安全的范畴，都会捉襟见肘。由于兼顾法益侵害与规范违反的立法理念和类型建构的立法技术在刑法分则第二章中的适用，刑法中的公共安全具有多元的规范内涵。

简介：伯纳德·哈考特在《危害性原则的崩溃》一文中提出，危害性原则在不断扩张的同时也失去了其自由保障机能，正处于崩溃状态。劳东燕通过对中国现状的考察，写成《危害性原则的当代命运》一文，指出在中国刑事司法日益政治化，危害性原则正陷入困境。实际上，危害性原则崩溃的本质在于国家权力凭借风险控制的正当理由不断蚕食公民自由，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如何处理公共政策同刑法基本原则的关系。实体法意义上的标准难以客观化，外部的法制构建也许更有建设性意义。

简介：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是履行检察职能的应有之义;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是检察机关履行职能的重要举措。通过发挥检察机关职能作用,整合社会资源,完善社会管理的多元化体系,由内而外为＂和谐稳定,经济全面发展＂提供法律保障,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方式和基本任务。

简介：<正>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是新时期反和平演变的重要力量,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早在1978年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要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适应党和国家关于改革干部人事制度,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要求,依法确立我国社会主义的检察官管理制度,就是加强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机关职能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简介：量化考核和绩效考评是检察机关普遍采取的管理方式，但是由于严重缺乏人性化，也存在很多弊端。“高检院”倡导的以全面质量管理为基础的规范化管理，没有解决以部门为单位的工作模式带来的弊端，无法跨越部门界限促成必要的合作。必须改变以部门为单位的考评运作方式，进行“检察再造”，摒弃量化考评的管理方法，改进绩效考评制度，实行全面质量管理，以规范化为基础，逐步改变检察业务流程。